语用学研究：网络交际的语用特征与功能（主持人：暨南大学　李　捷）

网络交际已成为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常态化形式，涵盖个人交流、商品交易、热点事件公众交流、公益信息发布与互动、专业交流等多种形式。从交际功能来看，网络交际主要包括个人交友、消费、信息共享三大内容。

个人交友主要通过各种社交软件和平台来添加好友，在线进行日常生活类的信息分享、交流，通过稳定的沟通以维系、增进情感，达到结交朋友、建立情感关系的交际目的。

消费是网络交际商业价值的直接体现，多种传统消费模式已从线下延伸至线上，如天猫、京东等网购平台提供的商品销售与售后服务；爱奇艺、腾讯、搜狐、优酷等视频网站提供的音乐、电影、电视剧、综艺等节目的付费观看；各大银行、医院、各类生活小程序、应用程序（App）或网站提供的网上银行、网上医疗、餐饮、房地产交易等生活服务；豆瓣等文化类网站提供的网络小说、电子书籍、书评、乐评、影评等内容的有偿阅读。网络消费过程中所涉及的商家与顾客之间的沟通、售后点评等也是网络交际的组成部分。

信息共享主要指各类单位或组织通过官方在线账号来发布各类信息、个人通过登录自己注册的账号对某些事件或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等，也包括个人及单位或组织在专用于工作的社交软件上发布业务资讯、行业动态等工作信息。信息共享是微信群、QQ群等社交软件群的主要功能。

与面对面的线下交际相比，网络交际具有几个鲜明的特征：一是虚拟性，网络交际是基于网络的虚拟交际，交际语境现场性弱。二是间隔性，交际一方可以留言给对方，对方看到后再回复，这不会影响交际的正常进行。而在线下交际，假如一方不及时回复另一方的话语，则会导致交际中断。三是多重性，一个话题经常对应多种反应，来自各地的网友可以同时围绕某个话题在线发表看法。这些特征说明网络交际与面对面的线下交际存在很大不同，需要做专门研究。

本专栏的三篇论文分别探究了网络话语的系列问题：

《网络多重冲突性话语的语用特征及触发机制》分析了网络多重冲突性话语的语用特征及触发机制，探讨了网络交际中个体掌握相关语用策略、网络社交礼仪等知识的重要性，以及政府网络监管部门加强对网络语言的监管的必要性。

《中国癌症患者在线自我表露的语用研究》主要探讨了中国癌症患者在线自我表露的语用策略及情绪表征维度，为癌症话语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体现了语言学界对癌症患者生命质量的人文关怀。

《网络流行语模因生命周期的语用生态探析》从语用生态角度探讨了网络流行语模因（强势语言模因）在触发期、解码-编码期及传播期等生命周期中语用协同机制的功能及产生的相应语用效应。该研究为语言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呼吁各方共同促进模因、宿主及语言生态三者的和谐共生，营造积极健康的语用生态。

网络交际具有自身的语用特征与功能，值得进一步做全方位的研究。

网络流行语模因生命周期的语用生态探析

代　超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模因是文化的信息单位，是文化的基因（Dawkins 1976：206）。语言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模因传播的得力工具，通过语言模仿而进化的模因则是语言模因（何自然等 2014：9）。信息时代的兴起催生出极具特色的网络用语，部分用语因其时尚、幽默、朗朗上口等特点备受大众青睐，得到广泛模仿、复制及传播，演变成了网络流行语模因（廖开洪、代超 2018）。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构成了庞大的模因宿主群。语言生态观把语言及其环境视为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范俊军 2005），语言模因的复制传播满足了宿主的语用需求，也影响着语言生态。语用生态文明以人与环境和谐共存的生态文明思想为宗旨，立足语用观念及语用行为的生态化，关注语用主体平等、语用要素协调及语用方式合理，使语言运用有利于语言环境的保护、语言的纯洁健康与可持续发展（黄知常 2002）。研究语言与生态是研究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Haugen 1972），语言模因的复制影响着人际交流和语言生态，模因、宿主和语言生态三者相互协同并相互作用。目前对网络流行语模因的语用研究主要涉及语用功效的探讨（曲艳娜、宋锦萍 2018；孙雨、韩戈玲 2018；代超 2019），对网络流行语模因生命周期下的语用生态探析尚不多见。故本文基于语用协同视角，通过探析近年网络流行语模因的复制传播及应用，主要研究以下两个问题：1）网络流行语模因生命周期包含几个阶段？2）每个阶段是如何实现的以及产生了怎样的功能或效应？

协同（alignment）普遍存在于互动交际中，是交际者在语言层面及认知层面所呈现出的动态匹配（Garrod & Anderson 1987；Tollefsen et al. 2013）。作为一种心理语言现象，语言的协同促使交际者调整语言范式以适应对方。在会话中，交际者会做出词、句法、声调、手势等的调整（Gries 2005）。Pickering & Garrod（2004）提出互动协同模型（Interactive Alignment Model），他们认为协同是成功交际的基础，发生在特定语言层（音系、句法、语义等）的协同会引发其他语言层的协同。语言层的协同也会促进非语言层上语境、认知的趋同，会话中交际双方会协同各语言层，以促进交际意图的实现（廖开洪 2015）。语用协同（pragmatic alignment）存在于语言使用的始终（Jennifer & Rick 2012），交际者通过语言层的交互协同，达到语境和认知的趋同，推测话语的言外之意。交际者也因此能够规避会话误解的风险，提高信息传达的效度，拉近社交距离（Giles & Ogay 2007）。网络流行语模因的复制传播离不开宿主的交际行为，也依赖于模因载体表征层的协同和话语语境、宿主认知的趋同。

在对模因生命周期的探究上，Bjarneskans et al.（1997）将模因生命周期划分为传输期、解码期、感染期和编码-传播期，模因须经历这四个阶段才能不断复制传播；而在Heylighen（1998）看来，模因的复制过程包括同化（assimilation）、记忆（retention）、表达（expression）和传播（transmission），只有成功经历这四个阶段的模因才能存活和繁衍。对网络流行语模因而言，当带着宿主意图的各种信息表征得到触发并传播时，模因才算形成（何自然 2014）。该模因生命周期势必会经历模因的触发及其在语言生态环境中的传播，并在宿主间日常交际的复制中被解码、编码的过程。综上，我们将网络流行语模因的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触发期、解码-编码期和传播期。

由图1可知，语用协同贯穿于网络流行语模因的触发期、解码-编码期和传播期：遗传阶段的潜势信息在其自身、宿主和模因三者的协同作用下被触发，经过民众的不断模仿、复制，成为网络流行语模因；被激活的模因如计算机病毒般借助网络平台迅速传播，争先寄生到宿主大脑。模因的解码-编码是在宿主交际中进行的，当交际者被特定模因寄生，宿主双方分别从音系层到语境层对该模因表征进行解码和编码，获得各自认知识解，宿主间认知的协同促成该模因语用功能的实现。在传播期，宿主、模因与语言生态的协同与否，将产生积极或消极的语用生态效应。

此外，语用协同也影响着模因的语用生态。网络流行语模因的生命周期体现了模因自身及宿主对语言生态环境的顺应与协同。语用观念及语用行为的生态化倡导语用主体平等、语用要素协调及语用方式合理（黄知常 2002），使语言模因的传播有利于语言生态环境的发展。在触发期，宿主大脑和模因环境相互作用（Distin 2005：168），模因环境包括社会语境、认知语境等各种语言生态环境。当模因潜势、宿主、模因环境等内外部因素相互协同时，便顺应了语用生态的发展。语言生态观应秉持语言使用者与语言处于同等地位，语言不能脱离语言使用者而存活的观点（Mey 2018）。因此，在解码-编码期，宿主对模因的使用体现了人际语用协同顺应语言生态的变化，促进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何自然 2017）。而在传播期，语言及其环境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范俊军 2005），囊括了模因、宿主及语言环境。模因的传播须协同语用生态的语言环境保护及语言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以“逆行者”为例，该模因潜势在救灾英雄事迹、宿主价值取向和媒体平台宣传的协同作用下被触发，其在交际中的解码-编码顺应了语用生态观下对勇于担当的奉献精神的弘扬。该模因协同了群体价值观的发展要求及语言生态福祉，其广泛传播将产生积极的语用生态效应。

（一）触发期：模因的形成机制

模因的自身特性及人脑心智的选择，是其成功寄生并复制的重要前提（Blackmore 1999：15-16），具有模因潜势的元表征信息的激发还需合适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陈新仁、何自然 2018）。网络流行语模因触发的内部因素取决于载体的易模仿性，外部因素则依托于宿主的能动作用及语言环境的给养。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协同实现了模因的触发。在触发期，宿主大脑和模因环境相互作用（Distin 2005：168），模因潜势的选择是宿主能动性的体现，模因潜势的特性也是对社会语用生态环境的协同和顺应。当模因潜势、宿主及模因环境三者相协同时，便顺应了语用生态的发展要求。

1.内部因素

网络流行语模因触发的内部因素包括：

1）载体简约、便捷。模因的载体呈现出符号化、数字化、字母化、谐音化等特点，如“OMG”“社死”等缩写载体极易被模仿、复制。

2）内容多产、实用。潜势模因的多产性体现在表现型传播，如“佛系××”所传达的无欲无求心态极易被宿主模仿并创造出新的范式。

3）风格时尚、幽默。新词的使用本身就是一种时尚，如“不讲武德”出自某“功夫大师”之口，其幽默性在复制中得到了强化。

4）表征象形、仿拟。部分模因潜势的表征具有象形结构，如“囧”“又双叒叕”等表征形式在传达多重含义的同时极具仿拟性，模因潜势得以被激活。

2.外部因素

网络流行语模因触发的外部因素包括：

1）宿主的主观能动性：宿主具有识解和记忆能力的健全大脑是模因寄生的生理基础，人类心理认知及宿主的创造性也会影响模因的选择（Distin 2005：57）。模因潜势的激活不仅需要引起宿主的关注，还需要协同宿主的认知情感需求和语用意图，符合宿主的某种心理趋向。例如，“临时工”由原指“非正式临时的劳工”转变为“失职推责的挡箭牌”，该表征的广泛复制传播协同了宿主的批判心理。

2）模因环境：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社交软件的推广为模因潜势表征的大范围快速传播提供了技术保障，并形成庞大的宿主群；官媒、大V等新闻媒体和公众人物的宣传使“正能量”“飒”这些表征的模因潜势被激发；模因表征在书写方式和意义解读上有别于传统汉字，社会对多元语言形式的包容是模因被触发的社会心理基础；模因表征中包含大量批判性词汇，公民话语权的提升为其触发和传播减少了阻力。

（二）解码-编码期：模因交际中的语用功能

网络流行语模因是一定时间内在特定群体中广泛使用的语言模因，在宿主认知协同的驱动下，产生了多种语用功能。在交际中，其所实现的省力娱乐、情感表达和身份建构等功能共同诠释了网络流行语模因的第二阶段生命周期，即解码-编码期。此时期是宿主对模因的交际应用，模因所实现的多种语用功能诠释了人际语用对社会语言生态的协同，是语用主体平等、语用要素协调及语用方式合理的体现，有利于促进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何自然 2017）。

1.省力娱乐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遵循省力原则（Zipf 1949），语言的创造与使用总是趋向简约化、实用化，用最少的表征传达更多的含义。此外，语言的诗学功能强调了使用语言本身所带来的乐趣（Jakobson 1987）。网络流行语模因的复制传播在满足宿主追求经济实用、娱乐幽默的同时，也步入了其生命周期中的解码-编码期。

（1）宿主1：看看别人家的学校晒什么。

       宿主2：晒，晒完回学校交作文《晒太阳有感》，不少于800字。

        宿主1：你有毒。

“晒”原义是指“太阳的光热照射在物体表面”，而在例（1）（某小学在梅雨后天气放晴时将“出门晒太阳”作为学生周末作业）中，其含义延伸到炫耀、分享。在解码-编码期，说话人宿主1从音系层到语境层对“晒太阳”进行解码，在编码后输出“晒什么”时，却赋予了该模因新的认知识解“炫耀”，表露出羡慕之意。听话人宿主2接收模因信息并对其进行解码，在协同宿主1的认知用意后，编码输出的语言表征涵盖了“照射阳光”和“炫耀”之意，并添加了“晒”后写作文的戏谑调侃，而“你有毒”正是对此调侃的回应。多重意义的传递仅由单个模因“晒”的解码、编码来完成，突出了其在解码-编码期的实用性和娱乐性，成功的交际建立在模因宿主间的认知协同之上。又如“YYDS”“十动然拒”等，在模因的解码-编码期以最短的字符传达了尽可能多的含义，也表现出模因复制的娱乐性。

2.情感表达

网络为人们建立起一个虚拟话语空间，其虚拟性、匿名性为民众观点的表达、情绪的宣泄提供了保护伞（耿雯雯、谢朝群 2020），这极大地降低了畅所欲言所需承担的言论风险。语言的情感功能是指用语言表达情绪、态度和评价（Jakobson 1987），网络流行语模因在协同宿主情感表达需要的同时，也步入了其生命周期中的解码-编码期。

（2）宿主1：元芳，你怎么看？

        宿主2：回大人，以元芳多年的经验来看，如果是自杀，那她的动机是不想活了。

例（2）（非正常坠楼者被警方断定是自杀）中，源模因的反问句式不仅是询问对方观点，而且质疑警方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在解码-编码期，宿主2先从音系、词汇、语境等层面依次对源模因小句进行解码，识解出该语境下宿主1套用台词的言外之意，获得协同的认知，再对源模因进行编码输出。宿主2在句式上协同了原剧的对话范式“回大人，以元芳……来看”，并以反讽“如果是自杀，那她的动机是不想活了”对警方做出消极的评价，认知的协同加剧了双方对此案件的质疑。在宿主表达情感时，模因实现了其生命周期中的解码-编码期，此类情感模因还有“躲猫猫”“扶不起”“躺平”“内卷”等。

3.身份建构

在日常交际中，交际者为实现特定的交际目的，会根据语境用话语动态选择、建构身份（陈新仁 2021）。身份是主体间在互动过程中涌现的，而不是单一指定的（Bucholtz & Hall 2005），身份需要会话双方进行协商与共建。宿主使用特定网络流行语模因对个人及他人身份进行建构的同时，模因也在进行解码-编码。

（3）宿主1：亲，记得明天交项目书哦！

         宿主2：啊！打工人收到。

“亲”原指“亲人、亲近、婚亲”等，但例（3）（同事间谈论工作）中，该模因的意义趋近于称呼语“亲爱的”，用于建构和宿主2友善的朋友身份，缓和催交项目书的面子威胁。宿主2从音系、句法、语境等层面解码该模因的用意，协同宿主1的认知，在重新编码输出时采用自贬词“打工人”来建构“我”卑微的职业身份。在解码-编码期，模因表征层及语境认知层的协同使该模因得以建构“他人”及“自我”的身份。身份建构诠释了模因解码-编码过程，此类模因还有“逆行者”“单身狗”“杠精”“××族”等，认知的协同使交际者的身份找到了归属和认同，宿主间的关系得到了维系和发展，模因也由此进入解码-编码期。

4.人际和谐

语言的使用影响人际关系的走向，关系是协商共建的过程（Locher & Graham 2010：13）。对于关系的探讨，和谐管理模式认为言语互动及其策略选择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Spencer-Oatey 2000）。语言范式影响信息沟通的有效性，乃至左右人际关系的发展。人们通过恰当的言辞来维系关系的和谐，从而避免潜在的人际冲突（冉永平 2018）。大量包含礼貌性的模糊语、亲昵语、谐音语、讽刺语等模因被宿主解码和编码，缓和宿主间的冲突、提升宿主关系的同时，也进行着模因的解码-编码。

（4）宿主1：那您是如何评价央视？这个我们可以报的。

         宿主2：你懂的。

例（4）（记者向被采访者提问）中，被采访者宿主2在合作及礼貌原则的驱动下不得不做出答复，为保全采访人作为记者的社交身份面子及被他人认可的素质面子，宿主2采用间接性模糊语“你懂的”进行回答，传达了心照不宣之意。在解码-编码期，宿主1从语言层到语境层识解“你懂的”，获得与宿主2用意相协同的认知，理解了被采访者正面答复的难处。认知协同使交际双方人际关系的和谐得到保障，人际和谐的进程也是模因生命周期中的解码-编码过程。

（三）传播期：模因的语用生态效应

美国语言学家Haugen（1972）认为，生态语言学是语言与生态间的隐喻，语言学家应对大脑中的语言与生态系统中的语言间的相互关系给予更多关注。在语言生态范畴内，语言模因及其宿主是语言生态不可或缺的部分（见图1），模因的复制传播将会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语用生态效应。在传播期，模因的积极语用生态效应是在模因、宿主与语言生态福祉的协同下产生的，而消极语用生态效应则是由三者的不协同而产生的。模因的传播期是对人际交流中解码-编码期的延伸，是宏观上模因在语言生态系统中的使用与扩散，须协同语用生态的语言环境保护及语言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Halliday（1990）强调个人对语言环境问题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也正是传播期中宿主所需担当的。个人在营造模因、宿主、语言生态福祉三者协同发展的同时，应抵制消极模因的传播（何自然、陈新仁等 2014：29）。

1.积极语用生态效应

在传播期，模因在协同宿主群体价值观取向的同时，也顺应语言生态的发展福祉，使语言运用有利于语言环境的保护、语言的纯洁健康与可持续发展（黄知常 2002）。网络流行语模因在语言生态系统中的复制传播将产生以下积极的语用生态效应：

1）维系语言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网络流行语模因在一定时间内由强势模因演变成弱势模因，循环演进并不断推陈出新。模因的复制传播不仅净化了模因库，而且维系着语言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使强弱模因交替发展。

2）促进语言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网络流行语模因拥有大量数字、字母、谐音语、方言词、外来词等，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语言模因库，协同了语言系统的多样性。模因对“蓝瘦，香菇”（“难受，想哭”的广西方言谐音）、“猴赛雷”（粤语“好犀利”的谐音）、“给力”（东北话）等谐音语和方言词的吸纳，以及对“打call”“hold 住”等外来词的融合，促进了语言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3）丰富语言的意义表达。大量缩略语、谐音语、讽刺语、隐喻语等成为网络流行语模因的载体，极大地丰富了宿主意图、情感、立场的输出通道，增加了语言模因载体的可选择空间，有利于人际交流的省力和便捷。

4）提升语言生态文明建设。就模因负载信息对人类社会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语言模因可分为积极模因和消极模因（何自然、陈新仁等 2014：29）。生态文明倡导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积极模因承载着时代所推崇的文化价值观，折射了当前主流意识形态。模因、宿主与语言生态福祉的有机协同是实现积极语用生态效应的根本，“中国梦”“最美××”“逆行者”“工匠精神”等积极模因协同了群体价值观的发展要求及语言生态福祉，在主流媒体的大力宣传下，其广泛传播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助推器。

2.消极语用生态效应

当传播期中的模因与宿主群体价值观取向背离时，将助长消极模因的扩散。语言生态的平衡发展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范俊军 2005）。那些不符合社会规范、道德准则的消极网络流行语模因会污染宿主记忆，形成扭曲的群体价值取向，进而威胁语言生态的纯洁性。模因、宿主与语言生态福祉的不协同，势必导致消极的语用生态效应：

1）挑战正统汉语的书写规范。网络流行语模因载体充斥着缩略词、语码混用词、自创词等，虽然给成年人交际带来了便利，但对尚未牢固掌握正统汉语规范的中小学生来说却是极大的干扰和误导，这迫使语文考试明令禁止使用网络语、二次元语、火星文等。

2）滋生语言暴力。“尼玛”“我去年买个表”等模因实质上是不文明用语的转写，用于辱骂、恶意攻击他人。网络的匿名性使此类消极模因极具攻击性，易引发言语冲突，催生语言暴力（如“人肉”“网暴”“喷子”等），影响语言生态的纯洁性。此外，恶意言语攻击对当事人会造成心理及精神上的伤害，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导致极端行为的发生。

3）助长消极亚文化。网络流行语模因作为文化基因在网络交际中的延伸，孕育了以年轻人为主的网络亚文化群体，也催生了消极避世的“丧文化”现象（如“佛系”“躺平”“摸鱼”等），腐蚀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不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

4）造成语言污染。在网络生态环境下，传统文字受到不规范字体的冲击，语言被恶意思想所操控，语言生态系统的纯洁性遭到破坏，造成传统汉语错、乱、脏的语言污染现象（如“兲”“槑”等）。这与模因、宿主与语言生态的正向发展背道而驰，三者的不协同将会加剧语言污染。

网络流行语模因的生命周期包含三个阶段：触发期、解码-编码期和传播期。语用协同贯穿于模因生命周期各阶段，模因的触发期是在模因潜势内部及外部因素相互协同下形成的，模因在宿主交际中的省力娱乐、情感表达、身份建构等语用功能诠释了网络流行语模因的解码-编码期。模因、宿主与语言生态福祉的（不）协同将会在传播期产生积极或消极的语用生态效应。宿主基数的庞大化、模因复制的病毒化及其使用的戏谑化，为不良流网络行语模因的复制提供了温床。此外，网络的匿名性、虚拟性和网民素质的良莠不齐，给网络话语的监管带来一定挑战。一些消极网络流行语模因冲击了汉语规范，滋生了网络暴力，对语言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因此，为应对模因的消极语用生态效应，宿主须警惕消极模因的感染，自觉抵制不良模因的传播，增加积极模因的使用；相关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加强网络监管和网络文明宣传，引导网络流行语模因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营造积极健康的语言生态环境，促进模因、宿主及语言生态三者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