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薛岳骄兵致惨败。在第三次南岳会议后，薛岳和第9战区积极备战，很快就迎来雪耻一战—第三次长沙会战，也成就薛岳军事生涯最辉煌的篇章。
但由于战后，中日双方公开战报巨大差距；而被誉为“抗日神剧”；特别是2015年热播抗战剧《长沙保卫战》一度饱受争议。那么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否与第二次长沙会战一样，是真“神剧”？笔者将依据权威史料，讲讲第三次长沙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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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料来源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中）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致薛岳密电》时间注1941年12月30日，1941年1月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载《陆军第十军司令部第三次长沙会战机密日记》
陈寿恒等编著：《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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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军第11军再兴攻势，骄兵埋惨败“祸根”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两天后，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开始建立，中国人民独立抗击强大的日本四年；终于迎来了转机。
作为日军南下计划一部分，驻广东的第23军在12月8日向当时英国殖民地香港发起攻击。次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会）命令各战区牵制日军，以策应英军作战。中国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开始向广州进攻，第9战区所辖的粤第4军欧震部及暂编2军邹洪部奉命南下支援（不是《长沙保卫战》中，薛岳为引诱日军第11军，假装派第4军，第74军支援广东）。日军第11军认为有必要再次扫荡第9区战，“牵制其南下的行动”，以保证第23军香港作战的顺利。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日军第11军上下产生骄敌心态；普遍轻视国军的战力。竟大胆在距上次大规模会战后仅两月，部队的补充休整尚未完成、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便决定作战。12月13日，阿南惟几下达作战命令，内称：“我军以策应第23军及南方军作战，立即准备对江南地区发动攻势。”决定调集王牌第6师团全部及第3师团、第40师团主力共约7万人（不是国内网络传说的12万或10万人）；由于是配合第23军作战，所能集中兵力又有限，第11军原计划用两周时间在汨罗江沿岸击溃川军第20军、中央军第37军后，“即结束作战”。
其第6师团是日军王牌中的王牌，南京大屠杀罪魁。侵华战争以来，一度“所向无敌”；然而在武汉会战黄梅战斗中，被桂军第7军，第48军围攻近一个月首遭挫败；1939年南昌会战，在武实验室又被川军第72军，第8军（后改编为第10军），湘军第73军再次击败。而第三次长沙会战，这支号称日军中劲旅的王牌；将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
同前两次湘北作战事先仔细侦察、周密规划相比；此次却匆忙而粗疏，这也注定是场惨败。日军各部得令后就迅速向岳阳以南集结，分别到达新墙河以北一线地区。阿南惟几也在22日飞抵岳阳指挥所，准备第三次扫荡湘北，重现上次会战歼灭国军第9战区主力的“辉煌”；而正是阿南惟几在会战开始后，突然改变作战目标—攻取长沙，酿成惨败。
三．蒋介石整肃，薛岳战前积极备战
国军第9战区虽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受到挫败，部队伤亡较大；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及时召开了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检讨会战得失。蒋介石与会，对第9战区的高级将领痛加责骂；处决了战前因休婚假而离开部队的第74军第58师长廖龄奇（后查明为冤案平反），将第10军长李玉堂撤职（后在薛岳力保下暂代军长）；并再三强调防守长沙等处的重要性，还亲自布置长沙防御工事。
1941年12月17日，第9战区又专门召开了由战区所属官兵代表参加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检讨会议”，薛岳根据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套在湘北实行后退决战的战略方针，并详加发挥著成《天炉战》一书，下发给各军官学习，以作未来作战指导。会上薛岳还仿照蒋介石不久前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的口吻责令官兵：“尔后各部队作战，不论大小战役、不论任何部队，不能存有打三天、五天、七天、八天就算了了事之恶劣观念，必须立下必死之决心、必胜之信念，不胜则死，不胜则亡；前进则生，后退则死，绝无有败生退存之理。”
加上国民政府及第9战区宣传部门大肆颂扬“第二次长沙大捷”，保证了下级官兵的士气并未因战败而受影响，反而士气高涨。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更使全国军民受到巨大鼓舞，对抗战前途充满信心，部队战斗力相比日军恢复更快。
日军第11军在其友军香港作战的同时大量集结兵力，国军判断敌方有进攻湘北，策应香港的企图；便全面开始应战准备。薛岳在9月22日召集战区军事首长会议，进行部署。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临时把湘军第73军彭位仁部、土木系精锐第79军夏楚中部、粤军第4军欧震部、苏械精锐第74军王耀武部4个军划归第9战区指挥，令各军迅速赴湘北，大大增强了战区作战部队。具体战术上，仍是利用几条河流的屏障节节抵抗，在敌人的正面、侧面及背后进行袭扰，最后在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将进攻长沙的日军全歼。
前二次长沙会战，日军均以消灭第9战区主力部队为首要目标；而国军则判断敌方目标在于攻占长沙，并以保卫或收复长沙为主要作战目标，即使在第二次长沙会战损失惨重，但因日军退出长沙，第9战区在战后总结中仍认为：“本会战敌在战术，战斗上虽获得相当成功，而战略上则全失败。反之，我军在战术，战斗上固有失败之处，而在战略上实获绝大之成功。”这显示出双方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差距，也凸显了第9战区在前两次长沙会战中始终处于被动的主要原因—未正确判断敌真实的作战意图。正是这种差距，造成了日军两次在在湘北用兵，最后都打成了大规模的会战。
然而正是日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后，突然将攻占长沙作为首要目标；才阴差阳错的直接造成会战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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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薛岳破釜沉舟战长沙，阿南惟几贪功冒进致惨败
1941年9月23日，日军第40师团主力开始向新墙河北岸川军第20军第134师前沿阵地猛攻。湘北12月的天气通常是晴朗干燥的；可日军进攻时，却突降雨雪，气温骤降至零度以下，道路泥泞不堪，河水又深又急；对长途奔袭的日军造成极端不利，大大影响了其机械化兵团威化的发挥。再加上连日阴雨，日军空中优势也无从发挥，无法配合地面作战。
9月24日傍晚，日军王牌第6师团乘大雨和夜色突破了川军第20军第133师阵地，从新墙附近渡过新墙河。稍后，第40师团也击破了川军第20军第134师在河北的前进阵地，渡过新墙河。川军第20军主力在奋力抵抗后，在夜幕掩护下按计划向东南侧山区的王伯祥，十步桥，观德冲一线撤退。
同时，仍有少量部队坚守正面据点，以消耗，迟滞日军推进。其中坚守傅家桥第133师第3营（又称王超奎营）打的最为悲壮，面对强敌层层包围，猛攻之下；王超奎营长率部利用颓垣弹穴英勇拼杀，最后全营五百壮士全部壮烈殉国。王超奎也成为闻名全国的抗日英烈。
9月25日，渡过河的日军在破坏殆尽的泥泞道路上向国军的二线阵地追击前进。国军官兵冒着风雨严寒与优势强敌浴血拼杀，“有冻馁死于阵地者，有全营共阵地俱亡者，伤亡虽重，士气未衰”。双方激战1天后，日军仍未能完全攻破国军防线。第6师团，第40师团主力便利用国军防线的间隙，与先沿粤汉路南下的第3师团会合，准备渡过汩罗江，击溃江南的第9战区主力。
国军守卫汩罗江一线阵地的是刚刚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遭到严重打击尚未整补完成的湘军第37军陈沛部，中央军第99军傅仲芳部。两军以新军为界划定防区，第99军配置于新市以西至湘江的江南地区；第37军配置于新市以东至张家坡的江南地区，两军均吸取了上次会战中平行设置防线，被击穿一点即全线溃败的教训，采取逐次抵抗，并在主阵地后面构筑了可以互相支援的纵深阵地。
日军精锐第3师团沿粤汉线一路南下，26日到达汩罗江北岸，便着手扫荡江北，准备渡河。日军在大炮，飞机的掩护下，向第99军河夹塘，归义的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双方展开激战。此时日军获知国军在江南岸的部队有撤退的迹象，可能使其围歼企图落空，便强令先头部队不待后援，立即“提前渡河”。9月27日中午，第3师团主力冒着国军密集火力，成功强渡汨罗江；第99军虽打的顽强，但终不敌日军的优势火力，主力后撤至牌楼峰、栗桥一线。第3师团为完成预定在汨罗江围歼国军第37军的任务，在29日全力突破第99军第二线阵地的一段后，即改变原先由北向南的攻击方向，转向东方的新开市，准备“迂回攻击第37军”。
9月28日，负责主攻的第6师团、第40师团也分别在新市、磨刀滩等处渡过了汨罗江，日军在渡江前后遭到了国军第37军顽强阻击，加上连日雨雪，河水上涨，增加了渡河的难度，以致伤亡较大。同第99军一样，第37军抵抗两天后，也不敌日军强大攻势，为免遭更大损失，于30日向东侧山地转移。至30日，日军进展比较顺利，已攻至汨罗江南岸，对国军部队实施了打击，吸引第9战区部队无法向南影响香港作战，基本达到了预定目标。
按第11军原计划，此时日军应全力合围第37军，将其击溃后，相机结束作战。同时，日军第23军早在25日就占领了香港，第11军在湘北作战的配合作用完全丧失，更应尽早收兵，结束此次匆忙进行的作战。而阿南惟几却无视战前准备的不充分（如第一线兵团仅携带7日所需的粮弹等），突然改变了原定作战目标，即命令部队继续向南进攻，以图攻占长沙。这就意味着彻底改变了作战目标，大大延长了作战时间。这一决定，成为导致日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惨败的直接原因。
同一天，一心想报上次失败之仇的薛岳认为日军已迫近预设之决战区域，决战在即，便向所部官兵下达决战命令：“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国际局势甚巨；本会战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为捕捉战机歼灭敌军，获得伟大成果计，特规定下列三事：（子）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务必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捉战机，歼灭敌军。（丑）薛岳若战死，即以罗（指罗卓英）副长官代行职务，按照预定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寅）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宽恕。”薛岳表达了其必胜之决心，这得到了蒋介石的肯定。
阿南惟几在策动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初就有乘势攻略长沙的意图，开战之后在汩罗江以北地区的顺利进展，更让他产生了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长沙的错觉。他对长沙在中国抗战中的战略地位相当清楚，认为香港作战结束，第11军虽已无牵制中国军队的必要，但攻占长沙仍具有多重战略意义：“予蒋政权以无声的威胁”；“把（中国）向南方集结的兵力牵制到北方，使其有湖南随时有可能受到袭扰之感”；“表明皇军尚有余力”；“予第6战区以威胁”等。
在这种贪功冒进的促使下，再加上他又低估了中国部队的战力恢复程度，对国军已在长沙周围屯集重兵的情况茫然无知；凭前次的经验断定汨罗江南至长沙间国军已无二线兵团进行有效抵抗，长沙的守军十分薄弱。因此，便不顾仓促作战，后方供应困难，气候不利，敌情不明等兵家大忌，于29日贸然下达了“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的作战命令，要求第3师团及第6师团一部进攻长沙，第6师团主力、第4师团则扫荡长沙附近地区，保证攻城部队的安全。
日军作战计划的骤然变更，使在艰苦条件下连续作战的一线官兵疑惑不解，“没有理解作战目的”，“士气难免受到影响。负责后勤供应的参谋副长二见秋三郎和负责侦察中国军队调动情报的作战主任参谋岛村矩康，均对攻长沙有异议，二见秋三郎更直言进攻长沙是“自暴自弃之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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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蒋介石正确指挥和方针铸辉煌
日军精锐第3师团渡过汨罗江后已经于1941年9月29日向东移动，参加围歼国军第37军的战斗，可当晚却接到了“迅速由近路向长沙追击”的新命令，便重新部署，至31日，第3师团主力已南攻至长沙附近的梨市和东山，准备攻击长沙。
鉴于上次会战中长沙失守而受蒋介石责备，薛岳决定派防御的第10军李玉堂部死守长沙。但是该部刚刚经历上次会战惨败，尚未恢复元气；就在这样艰险的情况下，第10军投入了其军史上最辉煌的长沙保卫战。
根据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指示的防御要诀，薛岳命第10军下辖的3个师分别守外围阵地和核心工事。他对第10军的作战要求：“第一步确保长沙；第二步，待敌进至浏阳河北岸，向长沙攻击三天后，待命向东反击敌军。”薛岳还命令长沙警备司令部，宪兵第18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单位协助第10军固守长沙。同时发动长沙军民加紧在城墙内外，交通要道，重要建筑物等处修筑工事，严阵以待。湘军第73军在岳麓山和湘江西岸布置阵地，与第10军内外呼应（不是电视剧《长沙保卫战》中，第10军孤军守长沙）；尤其在岳麓山设置了重炮阵地，可直接轰炸市内目标，在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大提升了长沙守军火力。
军委会判定日军进攻长沙企图后，蒋介石于12月30日向第9战区指示长沙保卫战的作战方针：“战区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力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力地位把握决战为要。”这一正确的战略方针，奠定了第三次长沙大捷。
第9战区遂下令各参战部队以长沙为目标，分别从南，东，北三个方向作“向心攻势”，指定了各部队须准时到达的第一次攻击线，即距长沙较远的四周地区；第二次攻击线，即长沙附近地区，以期在日军围攻长沙时，不断缩小包围圈，集中优势兵力，从外线对敌实行反围攻。
1942年1月1日凌晨，日军精锐第3师团从梨市和东山附近渡过浏阳河，在20余架飞机支援下向长沙东南的阿弥岭，林子冲，金盆岭等国军阵地发起攻击。惨烈的长沙保卫战打响啦！
布置在外围阵地的预备第10师方先觉部与日军展开对攻战，“激战五小时，我阿弥岭，金盆岭阵地全被敌空炮摧毁，守军大半牺牲”。当天下午，在工事被敌炮火摧毁，官兵伤亡很重的情况下，预备第10师被迫放弃第一道防线，后退至半边山，左家塘，农林实验场一线，继续抗击。日军以飞机，大炮掩护，连夜轮番进攻。擅长夜战的日军精锐加藤大队（大队长加藤素一）曾一度攻陷邬家庄和军储库附近阵地，直逼长沙市区。预备第10师迅速组织反击，“即与敌肉搏战斗，并纵火烧毁民房，敌无一幸免”。国军又击退敌人，夺回两处阵地，“是役击毙大队长加藤素一少佐及小琢登大尉以下百余人，并俘获敌作战命令，阵中日记等机密文件甚多。”从加藤身上还搜出文件显示了日军弹药已严重不足，这更激励起国军官兵的斗志（不是国内网络长期传说，全歼加藤大队）。
1月2日，中日两军仍在长沙东南郊的预备第10师阵地展开激战争夺。几乎所有据点都反复易手，阵地前沿尸横遍地。国军装备火力不及敌人，但岳麓山上的重炮猛轰日军，给予强有力的火力支援；战斗呈胶着状态。蒋介石为鼓舞守城将士士气，亲自给第10军长李玉堂及3个师长周庆祥，朱嶽，方先觉打电报，内称：“我第10军官兵，两日来坚守阵地，奋勇歼敌，致堪嘉慰。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第10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10军之能否完成，亦即我第10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仁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四面围击，我第10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敌强敌，获得无上光荣。”次日，蒋介石又命令前线各军师长，应勇猛前进彻底歼灭敌人，如敌军由各部之作战境内安全逃窜者，即严惩该部各级主管及幕僚长。史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致薛岳密电》时间注1941年1月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由于日军第3师团攻城遇阻，久攻不克。第11军决定加强攻坚力量，命令在栗梨的王牌第6师团“以主力进入第三师团的右翼，攻克长沙左侧和北侧。”该师团立即向长沙挺进，在3日拂晓从长沙东北侧开始攻击第10军第190师阵地；这时，长沙城的东侧成为最惨败的战场。第10军官兵英勇拼杀，屡挫敌锋，并大量杀伤敌兵。第6师团虽一部从北郊冲入城区，但很快遭到岳麓山重炮轰击，并被第10军反攻逐出城外。面对日军最强的两大王牌师团，第10军打出了“泰山军”的威名。
日军主力强攻长沙城3天，仍被阻击城外，攻势已是强弩之末。日军原并无攻打长沙的计划，工兵“没有携带足够破坏城墙的炸药”，造成攻城异常困难。其各参战部队所带弹药也有限，连续苦战，消耗极大，有些士兵甚至只能靠肉搏作战。虽有飞机空投物资，但很快消耗殆尽；反而减弱了其空中轰炸威力。反观，国军第9战区不断加强长沙城内的防御力量，在3日命令第73军第77师渡过湘江进入长沙，归李玉堂将军指挥，成为第10军总预备。此时，外围的国军各部基本到达了战区所规定的第一次攻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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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军大获全胜，日军首次大溃败
在长沙久攻不下，又有被反包围的不利情况下，日军开始考虑撤退。当时，第3师团伤亡已达700多人，更重要的是所携带弹药几乎耗尽；其司令部和后防部队也“不间断地遭受来自岳麓山的重炮轰击，对官兵的威胁极大”。阿南惟几在参谋人员反复劝说下，决定放弃攻占长沙的计划，于1月3晚下达“反转”命令，限各部“自今停止扫荡长沙，于1月4日夜开始全线反转”。
在长沙苦战的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中将曾以第一线部队已冲入城内，正在巷战为由，“希望把反转日期再延期一日”，遭到阿南惟几的拒绝。丰岛房太郎对死伤惨重而无战果极不甘心，他竟命令第3师团在4日晨向长沙发起最后的总攻。日军最后的疯狂，使得长沙城的战况空前惨烈；李玉堂将军在长沙守城部队在伤亡极重的情况下，将传令兵，杂务兵，担架兵，输送兵组成1个连的敢死队，向日军发起反击，“肉搏至再至三，阵地失而复得者五次”。国军第10军不仅顶住了日军疯狂进攻，还发起逆袭，斩获颇丰。第3师团，第6师团最后的疯狂，终遭失败；在蒙受巨大损失后，便在4日晚乘夜色脱离战场，分别向东山和犁市撤退。
此时，外围国军各部正在向长沙开进中，准备对敌实行围歼。薛岳获知日军开始全线撤退，立即变更作战部署，命令各部从不同方向对敌展开围追堵截，要在水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全歼日军。其具体部署为：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将军指挥湘军第73军，粤军第4军，第26军为南方追击军，由南向北追击；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指挥川军第20军，滇军第58军为北方堵击军，堵击后撤敌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指挥湘军第37军，川军第78军为东方堵击军，由东而西截击；中央军第99军傅仲芳部为西方截击军，自西向东截击。“尔后随追击战况之推进，始终按追击，堵击，截击反包围歼灭战之要领围歼溃逃之敌军”。
由于日军攻击长沙胶着时间过长，使得国军包围圈布置时间充裕。国军也一改尾追日军，收复失地的消极态度，不顾牺牲全线围歼日军。日军精锐第3师团刚离开长沙，就在金盆岭，林子冲一带遭到粤军第4军截击，苦战一天，才突围而逃，并改变原退却路线，与第6师团合流；抱成一团，集中突围。而第40师团主力由金井退往春华山，因遭到猛烈阻击而一度折回，其留守金井掩护主力之的一部（龟川部队）为国军第37军所围攻，待增援部队解救时，伤亡已近400余人，战斗兵员仅20人，几乎是全军覆没。
1月8日，日军王牌第6师团向福临铺方向退却，途中被第73军等4个军反复围击，损失惨重，后经第3师团和空军的全力援救下，才得以突围；日军最强王牌第6师团竟被打的狼狈不堪。在国军不断阻击和追击之下，日军一直且战且退，处境相当危艰，后撤速度缓慢。经过10天苦战，各师团主力才陆续渡过汩罗江。
在过江之时，由于听闻国军即将赶来，日军竟争先恐后，乱作一团，“多自相践踏，因此落水溺毙者甚众”。史料来源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71页。
历史再次重视第二次长沙会战，只不过追逃易位，日军的撤退从一开始就十分艰难，到最后竟发展成溃败；这也是侵华日军首次大溃败。1月14日，日军在汩罗江北集结完成，一齐向北撤退。国军仍继续以各种方式围击敌军，但因日军主力已相对集中，国军无力围歼。战至1月16日，日军基本上回到新墙河以北的阵地。第三次长沙会战终以日军完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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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容否认的长沙大捷
日军第11军最初发动会战的目的是策应香港作战，结果不仅作战时间上比香港作战长，伤亡人数远超香港战役，对侵华日军士气无疑是重创。特别是在太平洋战场，美英盟军大溃败的情况下；长沙大捷是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盟国的第一次大捷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受到英美媒体的广泛关注；大大提高了中国战场的国际地位和盟军士气，为争取外援起到了很大作用。被誉为中国抗战首次完整的胜利。
战后国军发布战报：日军仅在战场上就遗尸56900多具，其中有大队长，联队长以上军官10人；被俘者139人，缴获步骑枪一千一百三十八支，轻机枪一百零二挺，重机枪十三挺，山炮十一门。被俘人数之最，为历次会战所罕见。史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第三次长沙大捷却因为这份夸大的战报而饱受争议，更被扣上“神剧”帽子。
据何成濬日记中对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报记载：“（军事委员会）会报时，主席宣布关于湘北三次会战，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之报告云，我军伤亡官兵二万九千余，倭寇死伤五万余，在场诸人均笑斥之，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各处作战报告，本多有不确实处，然向无如此之人之甚者。”可见内部战报时，就已经严重注水；对外发布战报就更严重。史料来源何成濬1942年2月25日日记，《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上册，第59页。
笔者认为单从中日双方战史看，国军肯定取得了整个会战的完全胜利；日军是彻底失败。当然薛岳和第9战区的战报也明显夸大，但不能就此否认薛岳的抗战功绩和第三次长沙大捷的历史地位。另外战时夸大战果，是历来各国都存在的问题；有宣传提振军民士气，信心的必要，从第三次长沙会战前，第9战区官兵高涨的士气；恰恰是战前“第二次长沙大捷”宣传结果。
另外日军公布伤亡六千多人，也存在缩水。拿平型关大捷来说，目前国内学界普遍认为日军公布的伤亡两百余人缩水，伤亡千余人较为接近事实。当然战时统计的偏差也是原因之一。
日军战史中记载颇为中肯：1942年1月，第11军“冲进长沙一角，虽竭力进攻，但因重庆军顽强抵抗难以突破……遂决定返转”，“在返转作战中，遭到优势重庆军的侧击，并被切断退路，陷于苦战”。此战失利后，日军因伤亡惨重，“部分将士的必胜信念发生了动摇，需要年余始能恢复”。可以看出其损失之惨重；并大大打击了其军心，以致中国派遣军唯一野战兵团第11军，需近1年时间才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