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报记者 高洪驰
郭世英： 敢闯“禁区”的人
黄泛区农场成立后，许多知名人士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1963年春季，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的郭沫若的二儿子郭世英来到黄泛区农场，在这里度过了两年半的时光。
来黄泛区农场前，郭世英曾是北京101中学足球队的门将，在学校里，他一直是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于1962年进入了北大哲学系学习。当时，全国掀起学哲学热潮，基层单位也纷纷成立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断登载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解决从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矛盾的文章。
在这种气氛下，郭世英和他的几名同学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思想方面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他提出了许多敏感的哲学上的未知数。当时，全国掀起学哲学热潮，基层单位也纷纷成立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断登载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主要是“一分为二”观点解决从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矛盾的文章。在这种气氛下，郭世英同几个同学组织起来向哲学“禁区”进军 。他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思想方面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天真加认真，使他们提出了许多敏感的哲学上的未知数，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小组命名为X小组。他们研究的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等等。他们的讨论常常是通宵达旦，寒暑假也以通信方式相互探讨不断提出的X 。后来，X小组的言论和活动引起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从截获的书信和油印文稿上，掌握了他们所谓“严重的政治问题”。为了郭沫若同志的声誉，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安排下，郭世英以“下放劳动”的名义来到了黄泛区农场。
郭世英当时在黄泛区农场劳动十分积极，夏天他时常头上戴着一顶斗笠，有时干脆不穿衬衣，露出结实的肌肉，在似火的骄阳下，也像一些老工人一样脊背上披一件小白披单。当时分场党支部号召职工开展积肥活动，他毫不因为自己出身于京都书香门第而嫌脏怕累，出门总是带上铲和粪筐。
郭世英喜欢看书，喜欢动脑筋。当时农场有个全国劳动模范叫屈应理，在生产实践中不断进行革新，先后创造出粮棉间作、棉花分段施肥、棉花虫卵期药物防治虫和快速双手拾棉等先进经验，是闻名全国的植棉能手。郭世英就跟着他学种棉花，在地里他细致地观察棉花发芽、开花、结桃生长的过程，并用小本认真地记录下来。后来，郭沫若给他寄来了一本厚厚的《植物栽培学》，他非常高兴，时常把书用绳子扎在胸前，劳动休息时就取出来翻看，有时还诙谐地说：“这就是我的小小图书馆。”
1965年春夏之交，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师生到农场实习，撰写棉花实验方面的论文，世英也悄悄写了一篇，交给了农大的老师。老师惊异地赞叹这篇论文很有分量，并推荐给当时四年级的学生作参考。从此，郭世英对植物栽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友人说：“研究植物栽培大有前途，我已下定决心，劳动结束后，转到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还回农场工作。”
1965年秋季，上级批准郭世英返校学习，并根据他本人志愿，从北大转到了北京农业大学。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郭世英再一次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4月22日凌晨，郭世英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受到几天的轮番批斗后，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悲愤地从三楼关押他房间的窗户中跳了下去。
噩耗传到黄泛区农场后，职工们无不悲痛惋惜，许多人经常会想起他那健壮的身影，想念他在黄泛区农场的日日夜夜。至今，在黄泛区农场档案管理，还保存着一份当年北京大学党委给黄泛区农场党委的公函，这份公函见证着郭世英在黄泛区农场的工作经历。
2007年9月23日，著名诗人、哲学博士周国平，专程赶赴黄泛区农场，探访郭世英曾经生活过的这片热土，以此表达对已故好友的凭吊和怀念。
常香玉：农场当保卫
“艺术大师常香玉在黄泛区农场劳动期间，与这里的职工很融洽，很受人尊敬。”提起常香玉在黄泛区农场劳动时的情景，黄泛区农场文明办主任钱国顺很是激动。
1969年底，常香玉离开了心爱的舞台，被下放到黄泛区农场劳动，主要工作是在园艺场当警卫，负责看护苹果。常香玉像农场其他女工一样，夏天穿个长裤衩子，冬天喜欢围着黑纱巾，成天一身土一身泥。在农场，常香玉每月只有50元生活费，生活非常拮据。一次，常香玉的绿色胶鞋烂了，她舍不得扔掉，又没时间缝补，就托邮递员崔连方到距农场二公里的西夏镇去补一下。当时，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很多，往往要排上半天队，常香玉不愿与他人争抢，经常掂着空碗回到寝室，饿肚子是常有的事。善良的炊事员发现这一情况后，就背着别人给她留饭，使常香玉非常感激。
常香玉此时虽然离开了舞台，但对艺术事业却无限追求。刚到农场时，她坚持每天早晨喊嗓子，造反派说她“贼心不死”，于是她就转入地下，在苹果园里偷偷地练功、喊嗓子。由于当时“常香玉”的信件很引人注意，为减少麻烦，常香玉就偷偷地找到邮递员请求改一个名字。邮递员很同情常香玉的处境，就偷偷为她改了一个名字，凡是常香玉的信件，邮递员亲自送到她的手中。有时常香玉到邮局送信，有人请她唱几句，她也不推辞，就偷偷地唱上一段。
常香玉在劳动中和职工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对一些贫困职工生活上也时常偷偷地救济一下。一名女工生小孩，常香玉悄悄地送上二斤红糖。另外有一名女工生病，由于身旁没有其他人，常香玉知道后，亲自用架子车把那名女工送到四里之外的医院救治。
在黄泛区农场期间，常香玉与农场职工建立了深厚感情，在离开黄泛区农场时，黄泛区农场领导经请示省里，同意常香玉给职工搞个告别演出。当时，常香玉非常激动。演出当天，黄泛区农场剧团团长张长安就亲自拉弦，常香玉的演唱赢得了农场职工的阵阵掌声。
时隔多年，还有许多当年同常香玉一起劳动的农场职工念念不忘当年的情景。常香玉病逝后，农场许多职工以各种形式表达哀思，表达对一代大师的怀念之情。
厉以宁：在农场做报告
1996年8月，厉以宁率队到黄泛区农场对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单位进行考察，使黄泛区农场宣传部部长翟国胜有幸走近了这位海内外著名的经济学家，至今翟国胜对当时的情景还历历不忘。
翟国胜回忆说，当日下午5时，厉以宁来到农场场部招待所，只见他清瘦的面庞，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温文尔雅，很像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他平易近人，完全没有一些所谓“名人”那种颐指气使的态势。
与厉以宁同行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阎德民对翟国胜说，厉以宁先生中学时并不喜欢经济，而是喜欢文学，曾以“山外山”的笔名在中学的壁报上写长篇小说分期连载。后来，在一次参观一家化工厂后，厉以宁决定走“工业救国”之路。他中学毕业，被保送到金陵大学读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化学工程系。
南京解放后，厉以宁被安排到一个单位当了一年多会计。正是由于这段经历，1951年，他的一位朋友在替他报大学志愿时填了北京大学经济系。60年代初，厉以宁登上了讲台。他讲课内容充实，很快成了一个非常受学生欢迎的教师。1968年，厉以宁被下放到南昌鲤鱼洲农场劳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厉以宁迎来了参与社会变革的春风，改革赋予一代经济思想家不可推卸的责任。早在1980年，厉以宁在一次劳动工资座谈会上就大声倡导建立中国的股份经济，由此人们叫他“厉股份”。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作为中国两大改革思路中企业改革主线论的代表人物，他的许多经济思想已成为政府决策的一种参照。
当年的8月18日上午，厉以宁给黄泛区农场中层以上干部作了《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学术报告。
由于当时会议室还未安装空调，屋里闷热，但整个大厅座无虚席，没有交谈声，没有走动声，只有厉先生那略显沙哑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人们沉浸在厉先生那充满智慧的漫谈中。天热得实在够呛，只见厉以宁一会儿用毛巾擦一下汗，还不时在打着手势，从宏观经济形势谈到微观企业改革，他的许多观点，人们感到既深刻又浅显。翟国胜说：“听历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因为先生是智者，他凝思于矛盾的集结点，贴近现实生活，熟悉中国社会。”
11时30分，厉以宁不顾三个多小时报告的疲劳，兴致勃勃地为农场题词，挥笔写下了“企业家代表着一种素质，一是有眼光，二是有胆量，三是有组织能力。愿黄泛区农场涌现一大批企业家。”厉以宁还特意为翟国胜同志留下了“做市场经济中的开拓者”的勉励词。
厉以宁在黄泛区农场虽然只停留了短暂的两天时间 ，但他却给泛区人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敏生：农场里的古怪老头
1975年11月，原河南省省长、省委代理书记文敏生被下放到河南省黄泛区农场，任革委会副主任，在这里度过了两年郁郁闷闷的生活。时隔多年，黄泛区农场的广大干部职工还依稀记得文敏生在这里的一些往事。
文敏生在农场时，办公生活条件非常简陋，一间房子，既是办公室，又是住室，吃饭也很简单，往往是一个馒头，一盘青菜。他平时不喜欢多说话，但是工作原则性很强。当时，农场中层以上干部会议，都是在场党校礼堂召开，礼堂距场部还有近三公里的路程，场领导都是坐小车去，而文敏生却总是掂个小板凳，一步步从场部走到礼堂。有时小车司机请他坐车，他总是婉言谢绝。尽管从高官被贬到基层，但文敏生对党的感情一点没变，每月工资一发下来，他第一件事就是交党费。时间长了，许多人称他为“古怪的老头”，文敏生听后一笑了之。
有一次，上级一位领导到农场检查工作，出于礼貌，在文敏生屋里闲谈了一会儿。1976年初，当时的造反派们就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勒令那位领导交待会谈内容。文敏生对此感到很内疚，与人谈起此事，总是歉意地说：“是我连累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