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定定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
引用来源：陈龙、刘刚、戚聿东、陈定定、申卫星、张世华、温百华：“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演进、影响和应对”，《国际经济评论》2024年第3期，第9~51页。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品在过去一年多取得重大进展，获得了全球战略界的关注。以ChatGPT为例，从GPT-3到GPT-4的迭代，其模型经历了显著的技术改进，包括更大的训练数据集、更高效的算法优化和更复杂的模型架构，促使其应用范围从简单的文本生成和问答系统扩展到更多领域，如编程代码辅助、教育辅导和语言学习等。2024年2月中旬，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发布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进一步引发全球热烈讨论，外界普遍认为该产品将对影视、游戏等文娱产业产生重大冲击。OpenAI在人工智能产品开发上不断跃迁，挑战着人类对技术更迭速度的预判。
与此同时，围绕人工智能应用与监管的讨论持续进行。自2018年起，主要经济体与国际组织围绕人工智能监管的立法探索逐步展开。例如，2018年欧盟率先发布了《人工智能政策》（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Europe），2020 年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也发布了《人工智能应用监管指南》（Guidance for Regul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到2023年，全球已有 69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800余项人工智能政策举措。2023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晤，双方就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达成共识。在2024年1月的达沃斯年会上，“人工智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被列为四大关键议题之一，并且举办了数十场关于人工智能的会议。2024年3月，联合国通过里程碑式的决议案——《抓住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机遇，促进可持续发展》，预示着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监管全面展开。
当前，全球经济疲软与人工智能发展形成对比，促使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给予更多资源与关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应用的速度超出预期，并与增长乏力的全球经济形成鲜明对比。2024年1月4日，联合国发布的“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利率持续高企、地缘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贸易疲软等因素给全球增长带来巨大挑战。该报告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3年的2.7%继续放缓至2024年的2.4%。对全球经济预期不佳的背景下，各国也在探索和发掘经济新动能。从历史上看，经济的突破性增长通常与重大的工业或科技革命紧密相关。微软、谷歌、阿里等一系列大科技公司的崛起，促进了全球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近五年，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普及，全球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字鸿沟逐渐缩小，互联网经济逐渐成熟化，互联网技术对产业革新的驱动力逐渐减弱。虽然围绕新材料、生物医药与量子计算的技术探索不断加快，但迟迟未见这些技术在具体生产生活场景有何产品、如何应用，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出现并迅速更新。不少观察家认为，在全球科技巨头集体拥抱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跨国贸易低迷且经济正进入疲软周期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是全球经济未来一段时间可带来全局效应的少有增长点。例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专家认为，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放缓，但人工智能可能将极大地刺激经济增长。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分析师估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将超过15万亿美元。因此，当前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给予了更多资源与关注。
从过去几年人工智能发展的进程来看，最明显的趋势之一是国家实力的等级化。从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来看，各个国家与地区的人工智能实力已经分化为三个主要梯队：中国与美国占据第一梯队的核心位置，以色列、英国、欧盟与日本屈居第二梯队，其他国家相对较为落后。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人工智能技术进展、商业化的规模、企业与相关人才的数量等。这一分类也几乎成了全球观察者的共识，不少机构推出了相关排名。
虽然人工智能领域吸引了全球投资者与各行业参与者，但真正将充足资本持续投入人工智能研发且有能力将其市场化的国家并不多。布鲁金斯学会曾在2022年1月发布了一篇报告《各国如何利用计算能力来实现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该报告指出，一国人工智能发展取决于两个核心因素：一是技术研发能力，二是公共或私人投资能力；此外，国家的经济规模与人工智能战略的实现存在密切关系。美国正在利用其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地位与远超他国的科技投资能力，保障其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先地位。仅2022年，美国就有524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成立，吸引了470亿美元的非政府资金。截至2022年年末，美国向4643家人工智能公司投资近2500亿美元。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和私人投资数量在全球位居第二，2013－2022年，共有1337家初创企业和95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其他国家的相关数据则明显落后。
由于研发与投资能力的差距，处于第一梯队的中美两国与其他国家的人工智能实力迅速分化。第一，从当前最为火热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数量来看，中美两国研发了全球大部分大模型。2023年5月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地图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从全球已发布的大模型分布来看，中国和美国拥有超过全球总数80%的大模型，美国在大模型数量方面一直位居全球首位。从市场格局来看，中美两国企业占据了人工智能市场的主要份额，如OpenAI、谷歌、百度、阿里巴巴等人工智能领导者，这些高科技大公司很快也将成为全球各行业与社区人工智能的服务提供商。凭借强大的科研基础、充裕的资金投入和雄厚的技术实力，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上将持续占据领先地位，这种领先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而且反映在市场占有、资本流动及规则制定等多个方面。
第二，从大模型的质量上看，中美大模型的能力与表现也明显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大模型系统组织（LMSys）的人员推出了聊天机器人阿瑞娜（Chatbot Arena）以公开测评大模型的水平。根据测评结果形成的排行榜显示，OpenAI的ChatGPT-4处于领先地位，其次是谷歌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Gemini。在排名靠前的大模型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和美国，仅有一个来自欧洲国家的大模型位居前十，即2024 年 1 月法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Mistral AI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Mistral-Medium位居第四。2024年1月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面世后，全球至今仍无其他文生视频大模型跟随发布，这表明美国公司OpenAI在该领域具有绝对领先优势。
第三，从人工智能的交易价值来看，美国远远领先中国，也远超其他竞争者。根据全球知名数据分析和咨询公司GlobalData的交易数据，2023年美国人工智能交易总额达500亿美元，较2022年的交易总额330亿美元大幅增长。2023年中国人工智能交易总额仅为79亿美元，与2022年的交易总额74亿美元相比几乎保持不变。中美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明显领先，仅两国的大型跨国科技公司如谷歌、百度，有能力领导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的研发。这意味着，如果人工智能带来生产力的繁荣，这种繁荣在各个经济体之间不会同等发生。2023年，德国罕见地经历了经济衰退，传统优势产业如汽车与机械工程升级乏力，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竞争中也已落后，尚未出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公司。日本正在投入人工智能研发以追赶竞争对手，但2023年推出的大多为垂直领域的人工智能模型，如日本电气公司（NEC）开发了cotomi，寻求为制造业和医疗保健等特定行业提供服务。
在各国人工智能实力分化与大国竞争激烈的驱动下，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呈现出新的态势。
第一，两极竞争格局逐渐突出。主要表现为，中美两极竞争格局在人工智能竞争的驱动下更加突出。由于算力被视作人工智能研发的核心要素，美国政府已经逐步收紧该领域的对华技术出口，以保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众所周知，过去几年，美国政府与盟友逐步收紧了对华芯片及其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中国海关总署官网最新数据显示，中国2023年的集成电路进口跌至3494亿美元，同比下降15.4%，这一数据直接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算力资源的限制。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也时常指出，需要通过出口管制手段限制中国技术进展。2024年，美国国会参议员朗兹（Mike Rounds）在达沃斯生成式人工智能讨论会上也指出，“对竞争对手实施芯片出口限制是一种获得短期成功的策略，可尽最大努力保持竞争优势”。他认为，美国对华芯片出口限制有效地延缓了中国人工智能研发追赶的脚步。自2023年年中开始，美国也逐步限制中国企业使用美国的云计算服务，也就是说，阻止中国企业通过云计算资源使用受出口管制的芯片进行运算。为应对美国的出口管制与投资限制，中国政府采取了反制措施，例如，2023年8月限制镓、锗及稀土等半导体所需关键材料的出口。
第二，集团化、阵营化明显加剧。主要表现为，美国正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多边联盟，并有意排除中国的参与。2024年2月，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起“第六代移动通信标准联盟”（简称“6G联盟”，也称作“AI-RAN联盟”），旨在融合AI技术与6G通信技术，运用基站网络算力支撑人工智能全面部署，替代传统集中的数据中心，构建去中心化的全面生态系统。AI-RAN联盟目前共有11家公司、高校和科研机构，涵盖美国、英国、瑞典、日本、韩国等国家。然而，中国作为该领域的核心领导者，却没有一家中方运营商、云服务厂商或设备厂商参与。中国政府于2023年9月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美国国务院很快发布评论指出，“这是对全球信息空间完整性的挑战”。而在此之前，拜登（Joseph R. Biden）政府也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其中提到美国已经与20多个国家及欧盟进行沟通以明确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但其中并无作为人工智能大国的中国。当前，全球各界呼吁共商共建人工智能监管框架与规则，但随着该领域大国竞争升级，等级化与阵营化逐渐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走向，其突出特点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大国试图建立“排华”的人工智能治理机制。
第三，国际经济合作遭遇挫折。在2024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参与人工智能主题讨论的几乎均是来自美国的大科技公司领袖或人工智能创业者，包括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DeepMind及Inflection AI联合创始人苏莱曼（Mustafa Suleyman）等，鲜见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科技界的行业领袖。中国企业近几年也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例如，腾讯在2019年7月发布了《智能时代的技术伦理观——重塑数字社会的信任》；在2021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华为、洞见科技、富数科技等联合发布《促进可信人工智能发展倡议》。但在这些场合，几乎没有看到美国科技界的参与。由此可见，中美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显著减少，中美两国均具有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但几乎未见两国企业界围绕人工智能共同发布倡议、组织对话或在国际论坛上共同研讨。简言之，受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的影响，国际经济合作正遭遇挫折。
由于各国人工智能实力的等级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阵营化、集团化，各方十分担忧人工智能是否会成为未来地缘政治冲突的爆发点。国际社会不断呼吁人工智能大国加强交流、凝聚共识。中美这样的人工智能大国在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人工智能发展也需要共享知识、资源和技术。因此，尽管存在竞争和战略角力，但对话和合作仍然是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中美战略关系有所回温的背景下，两国开展必要、务实的人工智能对话的契机开始出现。2024年1月26－27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同中央外办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在泰国曼谷举行新一轮会晤。会议成果提出，2024年春天举行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机制首次会议。2024年3月7日，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强调了国家间人工智能对话机制的重要性，也提出将适时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的决议草案。由此可见，在此背景下，两国高层也逐渐意识到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对话的必要性。
过去几年，中美两国处于人工智能竞争与规则博弈的中心，人工智能双边对话或许能为全球带来一些暖意。短期来看，各国人工智能实力的等级化以及国际政治的两极化与阵营化趋势很难扭转。中美仍然占据着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其他国家或集团很难超越。而与此同时，中美战略竞争格局的形成可能使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全面、真诚、深入的合作非常艰难，双方均不愿意按照对方意愿对自身人工智能实力进行限制、进入对方建构的规则体系中。未来，国际政治的阵营化不利于人工智能行业的健康发展，可能导致地缘政治冲突或社会治理危机，这需要大国领导者足够重视与认真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