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州崇福寺北魏千佛石塔

《山西档案》 2012年05期 光梅红

摘要北魏千佛石塔的命运浓缩着一段中国近代史，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悲欢离合。千佛塔是北魏时朔的仿木楼阁式建筑，对研究中国早期佛教、北朝建筑、北魏历史等极具研究价值。

关键词∶千佛石塔；北魏；建筑

一、身首分离的稀世国宝

1979年9月，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教授海因里希·格哈德·弗兰茨，应文化部邀请到中国访问。在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时，弗兰茨看到了20世纪20 年代末拍摄于山西朔州崇福寺的北魏千佛塔，激动不已。临别时，弗兰茨把近年所著《中国塔及窣堵婆》（《PAFODN TURMTEMPEL STUPA》）和《从犍陀罗到蒲甘》（《VON GANDHARA BIS PAGAN》）二书赠送给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有“鉴定国宝的‘国宝’”之称、我国“四大文物鉴定专家”之一的史树青。期间，二人就北魏千佛塔进行了交流。原来，弗兰茨是在去台湾参观时，见到这座珍贵无比的塔，并得到用以研究的塔的照片和题记拓本的。直至此时，史树青才知道，他曾在昭和初年（昭和元年是1926年）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卷七中看到的北魏千佛塔，在日本战败后已被运往台湾。1980年，史树青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一文介绍了千佛石塔被发现的历程。此后，有关石塔的消息传闻开来，一些秘史两相印证，始获公开。

在朔州当地，民间流传着一段劫塔和藏匿塔刹的故事。1937年9月28日朔县沦陷，日军屠城三日，杀害无辜居民4800人。一说此阶段前后，日本派专人前来大同及周边鉴别搜集历史文物和艺术品等信息资料，择机抢掠。崇福寺所藏北魏曹天度石塔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NP2一说日军中的"本愿寺"从军僧发现了这座石塔，经京都大学林田治郎、水野清一、奈良小川晴阳等人考察，确认为北魏时期所造，次年又强行劫走石塔。便将其掠往日本东京。【*****这两种说法均有可能。抗战爆发后，侵华日军师团一级一般专门配备“文物搜集员”，这些人大多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PWPP日本派的“专人”就应该是指侵入大同东条师团的“文物搜集员”。同时，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是最积极追随军国主义政府的佛教派别之一，他们在抗战时期还向前线军队派遣随军僧。侵入朔县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中有随军僧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日军在装箱强行运走佛塔时，一位工人丁克成出于爱国热忱将塔刹藏了起来。20世纪50年代朔州崇福寺文管所成立后，丁克成主动献出塔刹。人名确凿，事迹昭昭，却不见任何详细记载。记者冯迪走遍整个朔州，"寻访到三个版本

版本一丁克成，绰号“丁八面”，无业游民，吸过大烟。可能是给日本人干活时趁机悄悄藏起塔刹，冒死护宝。

版本二∶丁家是由原平迁来朔州的大户人家。丁克成识文断字，颇有文化。别人不敢的他敢，别人不做的他做，是城里有名的“灰人”（方言，混混之意）。破落潦倒后，他曾仿过名人画作出售，也曾卖过莜面。也许因为是个闲人，容易被抓去干活。

版本三日寇掠了塔，却出于某种佛教因素，将塔刹拆下并未带走，它被有识之士、文化世家之后丁克成有心收起来，直到山河重整，1953年崇福寺成立了文管所，有了专职管理人员，丁克成才从家里拿出收藏了近二十年的塔刹，无偿献出。

版本二、三都强调丁克成的文化素养比较高，能识千佛塔的文物价值。版本一、二又强调丁克成是混混，这或许是因为丁家祖上生活富裕，他未学到生存之道，家道败落后，他只能成为无业游民。朔县沦陷后，他目睹了日军连续三天的屠城暴行，内心深处充满了对日军的仇恨。当内在的文化素养和民族大义碰撞时，被抓去当差的丁克成就成为保卫佛塔的仁人志士了。从此丁克成的身份也发生了转换，不再是无业游民而是工人，他的英雄事迹也就传唱不息了。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国民政府组织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向日本寻查和追偿战时被日本劫掠的文物。北魏千佛塔因昭和十四年（1939）十月二十五日的《朝日新闻》曾详细报道过此塔，而《朝日新闻》是日本创刊较早、影响很大的一种日文报纸。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曾刊登了日军侵略中国的大量报道，竭力为侵华战争壮胆助威。因此，日军劫掠千佛塔的事迹昭然若揭。也正因为如此，在盟军总部提出几近苛刻的条件下，千佛塔仍能回到祖国，随后又辗转到台湾。1956年，北魏千佛塔以登录号7032号编入台湾历史博物馆，陈列展出。1995年台湾庆祝历史博物馆40周年时，要从5万件馆藏文物中选出40件宝中之宝，进行展出。“北魏曹天度石塔”被公认为首屈一指的国宝入选展出。

1995年至今，大陆台湾就千佛塔的复制事宜进行多次协商。1995年，台北历史博物馆典藏组主任黄永川致函朔州崇福寺文管所∶“……现阶段虽未能壁合，但该塔之价值并不会因顶身分离而逊色。”他希望崇福寺文管所能向他提供有关塔刹的资料、照片以供研究，并就复制石塔等事宜进行商讨。199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俞伟超赴台参观。他对台北历史博物馆提议两岸互做塔身和塔刹复制品、相互交流。但“因一些客观因素”，未果。2007年，朔州市对台办人员就石塔合壁事宜赴台和黄永川交流，此时黄永川已任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洽谈结果是复制塔身目前有着客观技术条件的制约，一是所需的砂质岩材料难找，二是工匠难找。2008年6月10日，台北市山西省同乡会参访团一行15 人在崇福寺参观，在了解到千佛石塔身首分离半个世纪时，都表达了希望团圆的心愿。2010年8月，朔州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尧到台湾进行为期10天的文化交流。李尧自台回晋后，心牵塔事，给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室秘书苏启明发去电子邮件，协商复制互展事宜。对方很快回复“……因九层石塔已被列为国宝级文物，依法不能擅自决定或从事有关的复制与交流事宜。”

北魏千佛塔一波三折的命运浓缩着一段近代中国历史，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悲欢离合。日军对它的抢掠，海外石塔专家对它的研究，大陆台湾学者为复制石塔的多次接触都显示着其国宝的价值。

二、北魏千佛塔的造型

海内外学者对北魏千佛石塔的造型均有介绍，根据这些介绍，概述如下

北魏千佛塔为细砂岩质，方形，通高3米左右，由塔座、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

石塔的底座为正方形，高24.5厘米，长宽为63厘米。正面浮雕2个供养比丘，奉献摩尼宝珠，宝珠置于莲花盘中，两侧有莲花吼狮，狮子象征护法振威。底座左右有浮雕男女供养人像各10人，其中小人在后，似是家属幼辈，底座背面刻有题记，题记两侧各有1供养人像。

塔身共二节9层，1至7层为一节，8、9层为一节，每层均浮雕有小佛座像。其中，最下一层为四排，第二、三层各为三排，其余各层为两排。浮雕佛像，第一层264尊，第二层196尊，第三层169尊，第四至六层各120尊，第七、八层各116尊，第九层120尊。此外，最下层每侧各有一中型佛龛，龛内有较大的佛像。塔身四角有柱，皆有浮雕小佛坐像。

塔刹残高49.5厘米，宽纵各约15厘米，上有相轮九重，下为覆钵，承以雉蝶状的山花蕉叶。四边山花中间，各有一小坐佛像，山花下面各辟一龛，龛内各有两座佛像。上覆瓦状顶，四角各有立柱（三柱残缺），似雕一人像。龛下各以宝装莲花为结。整个塔顶雕工精细。造型优美，挺拔秀丽、端庄大方。

以上全塔共浮雕有小佛像1344尊，大佛10尊，共计佛像1354尊，故又有北魏曹天度千佛塔之称。

其中，塔座19行126字的铭文体现了本塔的价值。字体以北魏书体阴刻而成。书法朴拙，典雅秀美。可惜的是剥落严重，字迹漫滤，多难辨识。史树青对拓片缺字，推断补入，尝试加标点，释译今语。这对我们了解和研究石塔提供了很大方便。

原题记补入缺字后的全文如下

“夫至宗凝泉，弘之由人。圣不自运，畅由来感。是以仰慕者悲叹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乃感竭家珍，造兹石塔，饰仪回晖，从【释】永成。愿圣主契齐乾坤，【德隆】运表。皇太后、皇太子【延祚】无穷。群辽百辟，存亡宗亲，延沈楚

炭。有形未【亥】，菩提是莪。天安元年，岁次鹑【火】，倡登蕤宾，五日辛【卵】，内小曹天度为亡【父】领宁、亡息玄明于兹平城造。"

题记今语全文如下

“佛教的精义本是凝护安寂的。但是需要人宣扬佛法。

圣教不主动运行，但因感人而畅通。仰慕佛教的人，都恶怕

自己能力太小，而修行功德的人，自然会有好的果报。所以

我用全部家财，造此石塔，把塔装饰得光辉美丽，供奉超

来，以解除众生的疑虑。祝愿当今皇帝寿与天地相齐，德业

运化入方，皇太后、皇太子永享福祚，我的同僚和已故、现存的宗族亲属，免于涂炭，大人婴儿都能得到佛果。天安元

年岁次两午五月五日辛卯，宫内小臣曹天度为亡夫颗宁、亡子玄明在平城（今大同）造。" 四

三、北魏千佛塔的价值

北魏千佛石塔不仅雕造精美，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早期佛教、佛塔和北魏历史等诸多领域极具研究价值。

（一）纪年翔实，是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美的九层单级石塔

北魏千佛石塔塔座上的铭文有明确的雕造日期，即天安元年。天安是北魏显祖献文帝拓跋弘的年号，即公元466年。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教授海因里希·格哈德·弗兰茨在其《中国塔窣堵婆》一书指出“此塔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公元5世纪的唯一石塔，因在中国内地尚未见公元6世纪以前的佛塔建筑，它对我们研究中国早期佛教和造塔史，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二）反映了北魏世俗生活

北魏一代宗教艺术的创作过程直接来源于当时社会物质生活这一历史现实。北魏千佛石塔造像内容和铭文反映出北魏的社会百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供养人像的雕造反映了北魏佛教盛行的情况，供养人服饰是研究鲜卑衣冠服饰习俗的珍贵资料。从供养人像安排的次序来看，比丘安排在塔座的正面，左右两侧的男女供养人趋向比丘，双手合十，身体前躬，作朝拜状，极富动感，再现了当时礼佛的盛况及对僧人的敬仰。这种排列形式与北魏尊从佛教的浓厚气氛有关。因为佛教的教义规定，凡信奉佛教都要皈依“三宝”，即佛宝、法宝和僧宝。其中僧宝是指受具足戒的比丘和比丘尼。从供养人的着装看。曹天度及其家人是汉人，却均着鲜卑服。男供养人头戴垂裙帽，上身穿窄袖紧袍，左衽，腰间紧束带子，下身穿褶裤，即所谓裤褶装，脚穿高筒长靴女供养人头戴垂裙帽，帽顶中间下凹，上身穿夹领窄袖紧身上衣，下身穿曳地长裙。这种服饰的主要特点是防风御寒，便于劳作和骑射，实用性强。这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北魏当时衣冠服饰习俗的形象资料。

同时，我们又注意到千佛塔塔座铭文的记录采用的是汉字。这一“胡”一“汉”的结合似乎在表现，“他们在民族和阶层等社会制约当中利用佛教造像的正当性来显示坚强生存的形象，是他们向国家和社会传递信念的一座纪念碑。”叫从这个角度看，千佛塔的价值更高。

其次，体现了北魏时期中国人佛教信仰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佛教教义的基本思想可以用“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来概括。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与中国传统思想和宗教的冲突和融合，以及理论上形式上的自我调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众所周知，北朝时期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佛教呈现出民间化的倾向。顾伟康便依照信徒的文化层次，将中国佛教区分为经典佛教和民俗佛教两种。前者以对经典教义的深刻理解和掌握为主，后者则是以偶像崇拜和求福求运为中心。"北朝各政权多为胡族所建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与汉文化存在隔膜和对立。系统高深的宗教义理难以为其理解和接受，因此北朝佛教多与建塔立寺、写经造像、吃斋念佛、布施行善相联系，祈求幸福和安宁，希冀远离灾难和祸患。千佛塔的发愿文就是例证。愿文中写道“祝愿当今皇帝寿与天地相齐，德业运化八方，皇太后、皇太子永享福祚，我的同僚和已故、现存的宗族亲属，免于涂炭，大人婴儿都能得到佛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千佛塔的铭文体现了佛教信仰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再次，二佛并坐像是对北魏政治的反映。千佛石塔塔刹的刹座有须弥山和佛龛两部分组成，佛龛内雕刻着释迦、多宝佛的二佛并坐像。二佛并坐像是依据《妙法莲花经·见宝塔品》的故事塑造的，同时也与北魏皇家的现实政治需要相吻合。北魏是由鲜卑族建立的王朝，它为了加强对汉族和鲜卑族以外胡族的统治，将佛教和国家紧密地结合起来。侍奉北魏第一代皇帝道武帝的僧人法果说“皇帝即是当今如来”，这种神化统治者的佛教体制就是北魏国家的统治体制。千佛石塔塔身第一层正面佛龛雕造释迦、多宝佛二佛并坐像，佛龛的两边和上部也按三、四排的方式雕刻了许多二佛并坐像。第二层至第九层的四面，按三、四层排列着密集的二佛并坐像。这主要是因为，天安元年（466），献文帝刚登基，年仅12 岁，朝政由皇太后冯氏独揽。二佛并坐就是对这种政治形势的反映。

（三）北朝建筑的绝好标本

北魏千佛塔属楼阁式塔，是中国木构重楼与印度的“窣堵坡”相结合的产物。窣堵坡是藏置佛舍利和遗物的实心“坟墓”建筑，由台座、覆钵、宝匣和相轮组成。到公元2世纪左右，键陀罗的窣堵坡已将台座演变为三、四层的塔身。窣堵坡经键陀罗传入中国后，受中国木构重楼建筑思想的影响，将覆钵、宝匣、相轮大大缩小作为标志性的塔刹，形成中国式的塔。北魏时期的木结构楼阁式塔以洛阳永宁寺塔为代表，然此塔建成后18年就毁于雷火。一直到唐代，也没有一座木塔能流传下来。北魏千佛石塔塔身四面九层，雕琢精细，角柱、瓦檐和斗拱的关系清晰传神，是当时流行的木结构方塔的真实反映，成为研究北朝建筑形象的绝好标本，且比永宁寺塔早50年。

（四）中国石雕黄金时代的印证

北魏是中国石雕的黄金时代，北魏千佛石塔就是这个时代的印证。从雕刻时间看，千佛塔雕造于天安元年（466），而云冈县曜五窟于兴元二年（453）开始开凿，时间上比较接近从使用的石材来看，均为细砂岩从造像的题材来看，二佛并坐图像成为独特的题材。

从雕造技巧看，均采用浅浮雕，法像庄严，线条流畅，反映出中亚造像特色。

综上所述，北魏千佛石塔彰显着其作为国宝的独特魅力。在两岸关系顺利发展的今天，我们希望“相逢一笑泯恩仇”，像《富春山居图》一样早日实现“千里共蝉娟”的美景。

（责任编辑侯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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