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播案庭审成为了日前网络最热门的围观事件，其受到网友关注的程度不亚于2008年的陈老师的艳照门事件。
已经有很多人找出美国电影《性书大亨》中的庭审片段和日本电影《感官世界》导演大岛渚经历过的庭审相比较，但或许这些都是他者的经验，于中国的个案距离太远，参考价值有限。
王欣案庭审的核心一直围绕着“淫秽”二字，让观者觉得中国人是见不得色情、见不得淫秽品的。根据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惩治走私 、制作、贩卖 、传播淫秽物品犯罪分子的决定》第八条规定 : “本决定所称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 、影片、录像带 、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有关人体生理 、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 、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
由此可见，并不是没有包含色情内容的作品存在，如果把描写性行为等同于色情并等同于黄色的话，判断这些色情内容是否属于淫秽，则看是否具有是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学及艺术作品。说起来，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中的确不乏这些艺术性的描写，那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国人， 看黄历史自古有之。如果中国人不看黄，那文明又如何延绵5000年之久呢？
这样说，还真不是危言耸听，在刘达临的《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书中介绍了一面压箱底的铜镜，是古代女子出嫁时娘家给的嫁妆，最大的作用并不是用来对镜贴花黄，而是镜子背面的男女交合图，古代女子没有太多接受性教育的机会，出嫁之日才能从镜子后面知晓人伦之事。
若没有这些描绘男女之事的黄黄的春宫图，古代女子如何行伦常之理，如何孕育中华文化的接班人呢？
笔者曾对《诗经·国风》中情诗做过女性叙事学的研究，发现在这些情诗中早已存在大量描写身体和情欲的文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用现在网络上的逻辑进行翻译，大可以理解为：在河边有一个美女，好漂亮啊，哥好想要她。河边的这些花花草草，让我的心儿更加迷乱，河边的美女呀，哥想你想到晚上睡不着觉，”当然网络用语过于直白，没有先秦文字那样的唯美和含蓄，但表达的意思差不多。这些文字经过文学的经典化之后变得神圣，让经过文学神圣化教育的我们，读起来觉得唯美唯幻。
但是先秦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周礼·媒氏》中便有“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如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意思就是说，在阳春三月，朝廷是允许没有夫家的单身男女去野合的，用现在网络热词就是“约炮”，而且还受到朝廷鼓励，无故不遵守此项法令的人会受到惩罚。如此奔放的时代，谁说《关雎》这样的文字不会引起当时读者的欲望，而对自己看到的河边美女想入非非，甚至想上下其手呢？如果我们能够穿越回《关雎》的那个年代，或许看到那位河畔美人，也许会联想到苍老师吧，她们在这两个时代的撸管者们的心目中，应该是具有相同地位的。
用审判王欣的逻辑来审视这段文本怕也可能被归入“淫秽品”的范畴吧，然而这就是我们今天封为经典的文本。
中国性学大师阮芳赋教授当年在国家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经史子集，发现中国古代对待涉黄文本的态度是相当开放的， 并且将男女之事与治世之法相提并论，阮芳赋教授在《中国性文化发展与性文学的研究历程：古代与近现代（公园前200年-公元2004）》一文中指出，孔子编注的《周易》中的阴阳哲学思想，是中国性哲学的根本，孔孟的儒家经典中更是多见对性的肯定态度，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图的文物中，包括中国现存最早的性学著作，包括《十问》、《合阴阳方》和《天下至道谈》等，这些书距今两千一百多年。对性的描写的内容在中国古代是被封为经典，但是到了互联网的今天，如果这些内容放在快播上浏览，是否依然会被判定为“淫秽品”而被勒令下架呢？
曾经被文人墨客视作撩人尤物的三寸金莲，在那个时代怕也是黄色之物，因此也只能藏在家中或者只能在青楼妓馆中供人把玩。如今这些当年“淫秽品”，即便是放在乌镇的三寸金莲博物馆里，也怕是很难引起观众的一丁点的性欲望吧。性欲的对象和内容形式本身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塑造的产物，回溯中国的性史，我们很容易的发现，淫秽品的概念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有关色情的艺术品的判定标准也是随着文化的变化而改变的。
中国作为一个从两千多年前就有性学著作的国家，性文明可谓源远流长。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同年代的性的表达和引起欲望的标准均不相同，与性有关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产生，使得这些悠久的性文明得以记载、传承和延续。中国人也能够通过这些古代的经典文献、后来的黄色小报之类的文本中学习中国性文明中的精髓，亦或是碎片。而到了网络时代，除了在屏幕前偷偷摸摸的撸管，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学习途径。不知道这应该算是文明的进步还是倒退？
作为一个具有性文明的多样性的国度，引起性欲的作品也丰富多元。众所周知，文革时期是中国人集体禁欲的年代。即便是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中国人依然没有放弃对“淫秽品”的追求。
旅美学者张越宏的一项研究对解放后的性压抑假设作了重新考察，他的研究发现，在文革的禁欲主义国家话语的管制之下，人们只有把自己藏在既存的主权国家的视线之外，性的唤起依然存在，国家话语带来的性压抑会成为唤起性欲望的一种方式，性在那个年代依然存在。他对当年的同学的采访发现，那些男孩子们当时总是一遍一遍的看《列宁在1918》，原因是其中有一段1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可以看到身穿紧身衣的女芭蕾舞演员的身体。用庭审快播的逻辑来理解，这不就是当年的刷屏看片么？只不过所有色欲的场景都只能在这些文革期间的男同学的脑补来完成了。这段呈现身体的表演虽然没有露体，这部电影讲的也都是伟大光正的革命事业，但是依然会成为这些男生心目中的色情材料，如果当年这些男孩子穿越到2016年用快播来看这部电影，反复的replay这1分多钟的身体片段，算不算是看黄呢？
普通民众对观看性材料的需求和体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基于此进入相关法律的调整和修改。才会陷入这种无法鉴别的困境。民众的性内容的阅读体验被简单的定义为负面体验。近年来的多项研究均证明，色情或淫秽品带来的社会危害在中国被放大了。潘绥铭教授在《快播案的新证据：多少人在看“黄”？》一文中，揭露了近10年来中国人看黄的“大数据”：从2000到2015年，虽然净网行动不断展开，但是中国人看黄的比例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看过黄的男青年，一直保持在70%以上，看过黄的女青年的比例在急剧增加。如果看黄的社会危害有公诉人所想的那么严重的话，为什么这么写男女青年都对看黄趋之若鹜呢？
张娜的《互联网与社会性别：基于城市青年网络谈性的实践意义的质性研究》发现，与看黄联系紧密的的网络聊性成为了高校年轻人社交生活的一部分，借由互联网上社会化的网络谈性，这些年轻人获得了相关的社会资本。
张鑫的《中国大陆美剧年轻受众收看行为、感知真实研究》发现中国年轻受众收看带有较多性内容的美剧并没有与性态度产生明显的相关性。
笔者在2005年研究中国人的裸聊现象的时候发现，几乎每一个受访者不论男女，性教育都是通过看黄来完成的，更有一个受访人表示，即使是《新华字典》里面的一个“屄”字的简单描述，都是他最初性萌动的促发点。如果不是这项研究，谁也不会想到《新华字典》这个大部头也能成为唤起性欲的色情材料。
通过对比2005年和2016年的两张的图片，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在2005年被认为是网络淫秽场所的网络视频聊天室，现在已成为风险投资的热饽饽；2005年聊天室里骗人钱财的美女视频，在10年后则是被网友日掷千金送数字礼物的网络红人。10年过去了，中国人对于网络上的性材料的态度更加开放。
这些研究都显示，看黄或者接触色情材料，是中国人当下的一种生活方式，随着1994年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后，有关性的信息——性息的传播，透过互联网的快速传播，已经嵌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虽然色情材料所引发的社会犯罪依然存在，但是性材料对于已经全方面进入数字化生存模式的中国来说，并不是洪水猛兽。
对电脑撸管已经和对电脑吃饭一样，成为了一种数字化的生活仪式，如果我们把2000多年前在马王堆中出土的性学著作，视作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产的话，2000年后的中国人，也一定会把今天中国人的对着电脑屏幕、撸着管的生活方式视为文化遗产。
随着人工智能社会的步步临近，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预见的进入一种全面数字智能化的时代，机器从互联网的各种人类的行为痕迹中学习做一个被人类认可的人机合体“Cyborg”。一旦机器学习的内容中无法从互联网上找到人们的性的行为痕迹，那么再怎么使用大数据挖掘，这一部分的数据也是空缺的，尤其是具有中国2000余年性文明历史的行为数据的缺失，将来中国人“繁衍”出来的“Cyborg”如何说自己是真正的炎黄子孙？
带有中国性文明符码的Cyborg，我们可能是看不到了，还是回到快播案吧。王欣借一次公开庭审一下子成为网红的成功之处并不在于他的快播为炎黄子孙提供了多么便捷的看黄体验，因为这需要大量的深度访谈、逐一对快播用户进行用户体验调研才能获知，非常不容易办到。
然而，性从来都是政治管理国家管理的一个工具，不论是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蒋介石时代的通过旗袍、中山装的统一标准实施军事化国家管理的“新生活运动”（葛凯Karl Gerth，《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者》），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不爱红妆爱武装”。
福柯在《性意识史》一书中指出：“真正重要的是了解权力究竟采取什么方式、通过什么管道、借助哪些话语渗透人们最细微、最个体的行为，捕捉那些罕见的或几乎难以察觉的性欲表现形式，它又怎样闯入并控制人们日常的肉体享乐。”
快播案的庭审直播，让网友们真切看到了福柯所说的这种权力对私人生活的闯入和控制，而除了发发弹幕之外，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