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企业思想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不同，是在深化改革前强调了“进一步”，在总体任务上明确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强调“进一步”，一方面说明之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部署是正确的、有成效的，另一方面也说明还需要作出调整。这种调整的背景可以归因于《决定》所总结的三个面对：“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
所谓改革，本质是对制度进行强制性变迁或者对诱致性制度变迁进行合法界定。国家作为制度供给的主体，在发起、引领和调整改革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较于技术，制度是社会经济体系运动中的慢变量。在内部经济社会结构以及外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制度需要不断进行适应性和前瞻性的调整。尤其对于一个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执政党而言，更是要求改革只有进行时。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直至二十届三中全会，都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谋求人民利益而不断进行制度变革的决心、勇气和智慧。党的历届三中全会关键词和侧重领域的变化，在体现出坚持改革的逻辑连贯性的同时，也映射出改革进程中重点、难点和内容的变化。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有许多新的变化，如突出强调安全，高度重视金融领域改革，强调统筹国际国内等。
限于文章篇幅，我们难以从三百多项具体改革部署中逐一分析这些新变化。但在改革部署的具体要求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几个明显变化：第一，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去掉了“摸着石头过河”；第二，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第三，在继续强调“经济”与“改革”的同时，“保障”“安全”与“风险”成为《决定》新出现的高频词，这不仅意味着制度变革方向的调整，也映射出制度环境约束条件的变化。
如果说具体领域改革部署体现的是环境约束条件和发展重点的变化，那么上述具体要求指导原则上的变化，则体现出改革方式的底层逻辑变化。要理解上述变化，就需要把握历次改革主题的连贯性和差异性产生的原因，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中把握《决定》的内在要求。
三重转型压力与发展新质生产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同时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这意味着不仅要继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系列改革，而且在某些特定领域还要细化、巩固，对未能触及的领域进行补充部署。比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全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较十八届三中全会而言，“经济”与“改革”两个关键词的出现频次略有降低，与此同时，“保障”“安全”和“风险”这三个关键词的词频则大幅提升。其中，“保障”一词从5次提高到11次，“安全”一词从6次提高到16次，“风险”一词从1次提高到4次。这些关键词的词频变化集中反映出内外部环境的较大变化。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过去所积累的矛盾和未来可能产生的风险，都需要通过更加审慎和全面的系统变革才能获得改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从第三部分“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到第七部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共有5节、21个要点，直接与发展主题相关，涉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城乡发展、科技创新、开放体系、宏观治理等多方面内容。在《决定》全文14节、60个要点的22000多字中，这5节篇幅长达8300多字，占比接近40%。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虽然也有5节内容涉及改革与发展，但用词明显不同，分别是“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且全文21000多字中，此5节着墨仅约6000字，占比仅为28%。这种变化深刻体现了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和新挑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中的“进一步”，也主要集中于应对新变化和新挑战。这些挑战和困难可以归结为三重转型的叠加。1978—2011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达到两位数；2011—2019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仍高达7.3%；2020—2022年，受新冠疫情冲击，平均增速才降为4.5%，进入中高速区间。虽然2011—2022年这12年的年均增速仍高达6.6%，超出世界平均水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此期间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稳中趋缓的调整期。从更深层次的原因看，在历经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需求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人口结构转型的三重转型叠加时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在经济发展上重点着墨，就是要通过改革应对三重转型叠加的挑战，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速。短期内要实现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长期内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所谓三重转型是指：第一，需求结构转型。既要实现低成本、低利润率的贸易向高技术、高质量贸易的转换，又要实现从债务型拉动的内需向积累—消费驱动的内需转化。第二，产业结构转型。随着人均GDP的不断上升，配第—克拉克定律开始显现其效应，制造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导致经济增速趋缓。第三，人口结构转型。2012年之后，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速开始趋缓。经济发展一方面延长了人们的预期寿命，使老龄人口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养育的机会成本，降低了生育意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三重转型不可避免。
具体来看，第一，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世界占比已从1990年的不足4%到2021年的接近28%，外需增长的相对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传统出口导向型经济由于处于价值链低端，需要通过降低企业积累率和抑制工资成本才能持续。在劳动力供给近乎无限的二元经济时代，这种模式是可行的，但在劳动力转移基本完成，外向型企业开始出现用工荒之后，这种模式不仅难以为继，而且会抑制本国消费需求的增长。与此同时，过去的内需增长，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都过度依赖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的债务型拉动，随着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和政府部门、居民及非金融企业债务率逐渐趋于高位，债务型拉动已很难持续。第二，配第—克拉克定律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人均GDP从1万美元到5万美元的阶段里，各国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总体上是下降的，而服务业本身有典型的“鲍莫尔成本病”，难以通过资本深化提高生产率。因服务业比重增长导致的经济增速趋缓并非中国独有。第三，生育率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也是世界各国在长期增长后普遍观察到的现象。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如何提高预期生育率和人口质量，都将是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的三重转型并非新事物，也并非中国独有。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人口红利衰退和制造业增速趋缓的迹象在2010年之后已经开始显现。但在疫情后的疤痕效应之下，三重转型的叠加效应被放大了，加之美元加息带来的资本虹吸效应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卡脖子”、断链等外部保护主义措施，导致中国出现了投资乏力、消费提升难、就业压力大等现实困境。
而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来看，针对这三重转型的措施十分明显。总体而言，就是要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克服三重转型的困难。《决定》关乎经济发展的8300多字中，“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3节篇幅合计5300多字。其重点十分明确，就是通过激励主体，包括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其中，对国企首次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对民企首次提出“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且专门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还专门就数字经济发展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等。
可以说，之前党的历届三中全会中还没有一次对具体的科技和产业发展如此重视。新质生产力是三重转型的根本破解之道，其原因在于：从需求结构转型看，需求结构转型要求从以投资需求、净出口为主转向以消费需求为主，低利润、低工资的贸易要转向高附加值、高工资的贸易，债务驱动型的消费要转向收入增长—积累增长型的消费。无论是提升外需质量还是提高内需水平，都必须要升级产业体系，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创新租金提升劳动者收入和企业利润率，才能形成稳定、高质量的内外需增长和积累模式。从产业结构看，在配第—克拉克定律导致的“退二进三”不可逆转的过程中，要在“退二”的过程中提高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就要使智能生产成为工业生产的常态、惯例，以范围不断扩大的“数据—回馈—修正”重构生产流程、市场结构和上下游生态。要在“进三”的过程中克服服务业的“鲍莫尔成本病”——由于服务业效率停滞而产生的不断上升的相对价格与不断下降的相对真实产出，既顺应服务业比重上升的趋势，又使服务业发展对应更为真实的产出增长和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也需要通过新技术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服务业具有生产—消费过程面对面、同时同地的特征，传统的技术体系无法解决服务业的标准化、可存储和贸易性低的问题，只有通过新的技术体系，通过智能化和自动化的结合进行化解。
从人口结构看，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劳动—抚养比居高不下、劳动力供给减少趋势短期难以扭转的前提下，要保障产出总量的增长，只有提高人均产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化解人口困境的唯一途径。因为从经济增长核算来看，GDP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在其余三项均无法改变下降趋势时，只能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来达到稳定增长的目的。可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破解三重转型困境的唯一途径，也是中国迈向中高收入国家的必由之路。当前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不仅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与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依赖技术进步。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在政策演进的逻辑上与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建立创新型国家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政策命题是一以贯之的。在全球技术革命趋势日趋明朗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一词能更准确、更全面地涵盖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系统性新变化以及三者组合所带来的生产力新质态。在把握了新质生产力是破解三重转型的必然路径后，我们就不难理解《决定》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方面的其他措辞变化。
首先，在破解三重转型压力的同时，中国需要长期面对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并存的局面。前者意味着大国围绕经济、地缘政治的竞争加剧，后者意味着全球公共品供给秩序、贸易秩序和分工秩序将长期处于重构、调整过程。在封锁、打压和秩序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尤其要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这是《决定》在继续强调“经济”与“改革”的同时，“安全”与“风险”成为新高频词的主要原因。《决定》特别就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提出了要求，明确指出要“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加快完善国家储备体系。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销统筹和衔接体系”等。这一系列举措的明确着力点都是要为新质生产力创造一个安全、可持续的发展环境。
其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时效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激进技术变革引导的产业群发展。激进技术变革对行业、产业具有颠覆、重构的意义，某一激进技术的率先成功一定程度上会否定其他并行路径的技术创新。激进技术变革往往首先爆发在数量有限的少数新部门，也即蘑菇型(mushroom)增长。研究表明，1920—2000年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与总专利的流量关系并不显著，只有具有最高价值的重组新颖性或根本性的技术专利才会对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大量的增量发明则不会产生显著影响。1899—1941年间，美国制造业就呈现明显的蘑菇型增长动态，电力、汽车、化学品等少数行业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很大比例。新质生产力的这种激进技术引领不仅使国家的产业竞争和技术竞争体现于技术路径的选择，而且更重要的是谁能抢先成功，率先形成市场生态和技术锁定。这就要求国家创新体系和金融支持体系重点集中于少数战略部门。《决定》之所以强调企业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向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集中，“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要求“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要旨也在这里。而要实现集中引导，就更要求国家宏观治理上的科学统筹。
再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产学研联系的紧密性和波动性特征。新质生产力集中在以大数据、云计算、高端芯片、新能源、低碳技术、生物科技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产业的典型特征是：其一，产品周期短、技术迭代快；其二，在从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到产品研发、产品应用、规模化发展和产业形成的传导链条上，各个环节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时波动性也更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这些特征，要求科教体制和投融资体制同时作出重大调整。由于产品周期短、技术迭代快，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对投资的长期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由于科学到产业的传导链条的变化，不仅投融资有必要更早、更全面介入，而且教育科研的体制机制也要改革。《决定》强调要“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正是基于对新质生产力上述特质的充分认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提出“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去掉了“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是基于对已经基本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信，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战略形势的冷静认识和对发展方向的全面谋划。
必须注意的是，不再提“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否定来自广大基层的、个体和组织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并没有否定制度知识的广泛来源。恰恰相反，《决定》在强调党中央领导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的同时，明确“鼓励结合实际开拓创新，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改革设计中来”。而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很大程度上则与新质生产力本身的特征密切相关。新质生产力是发展的关键，也是破局的“牛鼻子”，这就要求各种制度变革围绕关键问题集成合力，实现重点突破。
深水区与创造性破坏的“度”：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难点所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进一步肯定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的勇气和“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的成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深水区的挑战依然存在。
所谓深水区，意指改革进入攻坚克难、触及深层次利益调整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改革需要触及体制机制的根本性问题，既要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又要释放增长潜能。对所有的制度变革来说，成本小于收益才能顺利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渐进式、边际增量的改革中之所以能不断形成帕累托或卡尔多式的制度变迁，主要就在于存在大量未释放增长效能的潜在领域。如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乡镇企业和农村土地改革、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等，这些改革虽然也要付出成本，也要改变利益分配格局，但帕累托效率改进明显或卡尔多补偿足够。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之后，改革的全面深化就具有复杂性、系统性和长期性等特点，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
这是因为，与改革前经济活动的工农业分工和城乡二元结构相比，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更为复杂，系统性改革需要考量的维度也更多。具体而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尤其需要注重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把握平衡，在东亚发展型国家与西方福利国家之间寻求新的路径。从效率端看，当前的整体背景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构性矛盾突出、创新能力不足、环境约束趋紧。同时，国际环境也日趋复杂，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增加。这就要求效率端不仅要稳，还要保持合理的增速。因此，中国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完成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在全球价值链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这一过程必然会产生新旧产业替换、落后产能淘汰和结构性失业。从公平端看，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较快增长之后，社会福利改善存在刚性需求，不仅要求绝对量的增加，而且要求相对公平度的提高，同时还需要解决计划社会的若干遗留问题。
整体而言，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就业保障都存在更多、更好、更公平的诉求。在既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目标下，如果对效率和公平的尺度、时机把握不准，不能实现两者的相互促进与转化，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效率缺乏可持续改进的前提下，盲目推进公平端，容易形成拉美化的发展陷阱；在公平端缺乏制度保障的前提下，一味强调效率，容易形成美国式的三重极化：收入分配极化、就业极化和企业发展规模极化。简单来说，深水区的改革难就难在“既要又要”。在改革着力点上，这种“既要又要”的根本要求需要我们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把握深化改革与创造性破坏的契合点，寻求“破”与“立”的有机结合。在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的前提下，既要激发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力，允许、鼓励和宽容创造性破坏的发生，又要有系统预案，缓冲创造性破坏的破坏效应，注重民生改善与社会稳定。下一阶段的发展，既要避免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弊端，如过度聚焦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提高而牺牲社会发展的多元性目标平衡，忽视社会政策的独立性，抑制社会运行的自主逻辑等；又要避免西方福利国家发展模式的弊端，如不切实际的公共支出和债务扩大导致财政的不可持续，福利依赖症抑制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等。但与此同时，又应吸收发展型国家和福利国家的优点和长处，如发展型国家的嵌入型自主、强大的国家能力和发展型政策，福利国家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安全网络等。
尽管深水区的改革在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上有更高的要求，但幸运的是，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后，中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和坚实的经济基础，锻造了富有韧性和活力的产业链及供应链。相较于许多陷入发展困境和改革困境的国家而言，中国的优势在于改得动、改得起，也能改得好。《决定》在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重点部署的同时，也在第十一节“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专门以5个要点突出了保障公平，涉及收入分配、住房、就业、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等多个领域，强调“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正是对实现“既要又要”的自信和承诺。
总体上，《决定》所体现的是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具体任务上，进一步推进深水区的改革仍然是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对三重转型的压力和挑战。其关键在于，在创造性破坏展开的进程中，要在尽可能释放创造性的同时缓冲破坏性效应，通过把握创造性效应的“增”和破坏性效应的“减”获得更高的净创造效应，从而为实现公平端和效率端的“既要又要”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化解三重转型压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根本方向仍然需要创新驱动。通过加快、放大经济转型中新分工、新技术、新模式的创造性效应，抵消、覆盖且超过旧的生产范式、积累模式被瓦解和替代的破坏性效应。当前的具体抓手就是坚持不懈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重构产业体系，为经济结构转型提供持续的动力。
同时，辩证看待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三方面的转型压力，更好地把握创造性和破坏性的平衡。
第一，从需求结构转型看，需求结构要转向内需主导，并不是排斥投资和净出口的拉动作用，而是要使投资需求和出口拉动从属于提高收入水平和分工水平这一目的。因为只有在收入水平提高和分工深化的前提下，包括消费需求和国内投资需求在内的内需增长才具有高质量和可持续特征。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以外贸“量增”而怀疑无法摆脱外需导向，也不能因外贸“量减”而怀疑吸引力和竞争力下降，而是更应看重贸易活动的质量，如市场份额、利润率和实际工资增幅。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整体经济下行、需求萎缩的大背景下，从贸易对象、产品种类、贸易类型等结构因素上看，中国贸易的高质量转向十分明显：贸易对象多元化，电光锂正在替代传统出口产品成为外贸“新三样”，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为辅的转型显著。需求结构转型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中国能否从过去的模块化生产——承接制造外包的发展模式，切换到绿色智能制造——区域发包中心的发展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都将面临创造性破坏的考验。要在放大创造性效应的同时抑制破坏性效应，就要发挥好中国这一超大型经济体的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将潜在的国内市场资源转化为现实的市场规模，同时通过南南合作、“一带一路”的发展拓展海外市场。此外，要注重新质生产力对传统产业的渗透、改造和重构。例如，近年来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就是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对传统贸易的业态重构和市场拓展，这不仅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发展机遇，也极大缓解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阵痛。
第二，从产业结构的转型看，过去近十年时间里，中国产业结构的“退二进三”减速已经发生，但阵痛并不明显。这首先是因为制造业仍然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其次是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拉动作用；最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创造大量新分工的同时也提供了大量就业。近年来这种转型阵痛之所以体现得较为明显，一是因为中国制造业在实现价值链攀升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必然发生中低端的产能转移。二是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渗透正处于瓶颈期，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尚未进入成熟期，但传统生活服务业平台增长已经趋缓。三是居民、企业、一般政府负债率均已处于高位，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实现既主动挤压泡沫暴露风险，又稳定金融体系，还要保持主体信心的多重目标，政策空间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压缩。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产业结构转型中，制造业和服务业都需要借力新质生产力的赛道机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从制造业看，传统工业经济向先进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发展共识，而这种转型升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业场景和工业数据的丰富程度。
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无疑在智能制造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从服务业看，诸如DeepMind研发的AlphaFold等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充分表明，数字技术能显著提高劳动密集型、时间密集型的生产型服务业的效率，而人工智能、VR等技术创造出的直播经济、“种草”经济等新业态和商业模式，也充分体现了新一代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消灭距离、营造场景等方式重构传统生活服务业面对面、同时同地的生产特征。这不仅能为服务业克服“鲍莫尔成本病”提供全新动力，也能为国民收入增长、消费剩余增加创造有利条件。无疑，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将面对创造性破坏效应的冲击。日前百度的“萝卜快跑”无人出租车引发的巨大争议，就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服务业中潜在的创造性破坏效应。新能源汽车、电池等新产业部门也开始呈现出内卷化竞争的态势。虽然从创造性破坏的内在属性而言，新部门出现初期必然会经历产业集中度逐步提高的竞争过程，新技术的应用往往也伴随着结构性失业，但要使结构变迁不至于对经济社会系统的稳定造成短期巨大冲击，仍需要通过各种方式舒缓破坏性效应的阵痛，这同时也是对公平端的倾斜。如通过义务性的短期职业培训调整劳动力技能结构，提高失业救济标准，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倾斜等。《决定》提出要“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一方面是为了引导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另一方面也是要避免新技术部门萌生初期，因金融资本逐利而形成“镀金时代”的技术泡沫所带来的破坏效应。而《决定》同时提出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也是针对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就业调整阵痛提前构筑的“减震网”和“防护带”。
第三，从人口结构的转型看，人口老龄化既是发展的结果，也是阻滞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中国的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不断攀升。202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为44.1%，在世界范围内尚属较低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但是，中国的人口总抚养比下降趋势在过去十年发生了逆转，伴随人口结构的进一步转变和人口红利的衰减，预计总抚养比将在2035年超过50%，在2038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并在2050年超过70%，“未富先老”的症候明显。从长期看，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但可以通过适度释放生育率潜力、鼓励地区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等措施缓冲老龄化加速对家庭养老、社会养老金体系以及医疗卫生资源的冲击。老龄化并不可怕，但应力争在深度老龄化和少子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显现之前，做好充分的经济实力和制度体系储备。《决定》在第十一节的(46)条“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中，从“促新生”和“稳养老”两方面对应对人口结构转型进行了审慎的制度部署。“促新生”方面，在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总体目标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减少养育成本的具体措施，如“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医疗公共服务水平，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和“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等。“稳养老”方面，在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的总体要求的同时，也对政策落实点进行了全面强调，如“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促进医养结合”等。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克服三重转型障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可以通过适宜性制度变革有效缩短这一进程，促进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
虽然在接下来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三重转型的困难依然存在，与新质生产力相伴随的创造性破坏进程也必然带来新旧替代的“要素痛苦”——从不得不被淘汰、转型的资本到不得不被更新、替代的技能和知识。但从长期看，生产力质变带来的分工深化、产业链完善、生产率和实际工资提高有利于两类需求的提升与改善：一是分工深化和产业协同加强所带来的生产性需求提升，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带来的消费需求增长，从而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主要来源，有利于形成健康持续的发展模式。纾解当前经济三重转型带来的压力，必须毫不动摇地以新质生产力为抓手，以形成稳定、不可逆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模式为目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