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鹭
古语云：言以载事，文以载道。语言文字作为承载、传递信息的最基本载体，在人类传播乃至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汉语和现今影响最广泛的英语，这两种语言长期互译交融，成为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人类传播活动的重要因素。近代以来，中国一代代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在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同时，也在努力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不仅中国文化走出去，大量汉语也“走进”英语。据统计，1992年时，《牛津英语词典》收录的由汉语引进或与汉语密切相关的词汇约200余个，时至今日这个数字已经大幅增加。这些词汇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更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
（一）
近代以来，涌现出辜鸿铭、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一批语言文化大家，他们学贯中西，不仅能够准确流畅地翻译，甚至可以自如驾驭异国语言直接书写创作。他们尽管出身、境遇不同，但都有着深厚的国学底蕴和文化自信。他们虽然立场观点视角方式各异，但都坚持在各自领域向世界、特别是西方介绍来自古老中国的哲学、文化和智慧，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在他们的作品面前，高傲的西方也不得不承认，即便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如斯，却依然保存传承着完全不输于古希腊罗马的灿烂文化。诸多意象在西方语言体系中甚至找不到可以直接对应或恰当解释的词汇，因此Yin-yang（阴阳），Confucianism（儒学），Chung Yung（中庸），Feipo（飞白）等词汇直接进入了英文体系，成为继silk（丝绸），tea（茶）等古老输出词汇后英语中鲜明的中国符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觉扛起了引领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旗手责任。与国民党政权全面依附、迎合、倒向西方的思维和模式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党在对外传播事业中，一直保持着独立自主和开放态度，始终贯穿和体现了民族性和革命性的特点。不仅在共产国际范围内与各国各党积极交流互相学习革命理论和实践，也注重向西方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伟大斗争历程。其中，围绕长征的“公关宣传”，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成功的国际传播。长征途中，中央即派陈云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中央红军甫抵陕北，又派邓发赴莫斯科汇报工作。陈云、邓发分别在法国《全民月刊》《救国时报》上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等文章。这三篇文章完整向世界展示了红军长征全过程。在宋庆龄等人帮助下，中共中央又主动邀请斯诺等外国记者来陕甘宁边区采访。毛泽东以军委总政治部名义向全军指战员征稿100篇，编辑成册交给斯诺，成为《红星照耀中国》的重要史料来源。当时围绕长征的国际传播主题，就是为年轻的党和红军在全世界“正名”。传播范围既包括社会主义苏联，也包括资本主义列强，更包括中外各种政治势力错综云集的国民党统治区。传播路径由外而内，虽然迂回曲折，但影响深远，凸显了长征作为世界战争奇迹、人类伟大史诗、中国革命大转折所蕴含的深刻意义。特别是在抗战全面爆发之际，中国共产党为追求真理和正义，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畏国际强权、不惧国内暴政，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加获得了国际正义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最终，Long-march（长征）这一记录中国革命空前绝后伟大实践的专有名词，成为英语词汇库中一颗闪亮的星。红星不仅照耀中国，并且闪耀整个世界。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全面推进对外传播事业，有组织、系统地向全世界宣传党的理论、政策、主张，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毛泽东著作的外译推广不仅极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价值，而且有力助推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交流，“为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赢得了广泛的国际理解和支持，为第三世界国家取得民族独立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中国文化再次大规模走向世界打下了良好的智识基础，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间涌现出大量崭新又亮眼的特色词汇，像Peaceful coexistence（和平共处），Three worlds（三个世界）等，特别是毛泽东亲定Paper tiger（纸老虎）等英译表述，无不闪耀着我们的政治智慧和中国自信。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也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西方学界对中国和中共展开了系统深入的专业研究，逐步形成从汉学到中国学，再到中共学的完整学科体系。我们推动的伟大变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创造的人类奇迹，超越了西方传统认知，更多有中国特色的词汇进入英文，以满足精准、精彩记录和解读时代的需求。如Ping-pong Diplomacy（乒乓外交），Reform and opening-up（改革开放），venture into business（下海），One country， two systems（一国两制），以及为“神五”升空特别量身定制的taikonaut（太空员）等，这些中国特色英译词汇，每一个都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凸显着鲜明的时代精神。
（三）
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不断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努力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对外传播的目标更加清晰，从塑造中国良好形象，让世界更好认识、理解中国，到让世界认同、认可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理念，进而扩大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对外传播理念更加先进，从最初的对外宣传转为对外传播、全球传播；传播主体更加多元，从传统的宣传机构、大众媒体，拓展到国家行为主体与非国家行为主体乃至个体的联动；传播内容也更加丰富，从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向传播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中国治理、中国模式拓展，特别是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准传播。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译出版，就为中外思想对话、文明交流搭建起新的桥梁。自2014年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举办首发式以来，截至 2020 年 7 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已出版33个语种、38个版本，第二卷已出版12个语种、15个版本，发行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第三卷出版当天就上架美国亚马逊中国书店，首批海外发行覆盖到7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出版语种最多、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领导人著作。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受欢迎。China dream（中国梦），the Belt and Road（一带一路），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无疑成为世界范围内吸引眼球、牵动人心的时代热词。
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如大江大河，浩浩汤汤，那些不同时代涌现出的“进入”英文的特色词汇犹如泛起的浪花。它们之所以能被广泛使用并流传至今，是由于其客观记录并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文化的传承、人民的向往和奋斗的美好。不仅体现了语言价值，更凝结着社会价值，它们是这个国家、民族和这段历史最生动的注脚和最丰富的表情。“浪花”汇聚一处，更能够让我们看清时代奔流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外传播实践中，要坚持正确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坚定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要坚守文化自信，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阐发，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应对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挑战，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紧扣时代脉搏，紧跟时代节奏，积极回应时代关切，顺应时代变革，在对外传播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努力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方向；要把握精准表达，注重从基础要素入手，认真研究并挖掘语言文字的力量，主动塑造，精准设计能够融通中外、融通文化的语言载体，因时因地制宜地创造性转化，在国际舆论场上努力形成中国表达、中国修辞、中国语意，注重受众的共情，寻找文化的共性，激发时代的共鸣，推动更多中国特色词汇进入英语体系，以便更加生动讲好中国故事，更加精准传递中国声音，传播时代最强音。（白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