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雷璇,张威.中国国家形象在科技政策翻译中的再建构[J].外国语,2023,46(5):66-78.
摘要：由政府机构发布的科技政策是了解中国科技领域发展规划的重要途径，也是科技文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其它时政文献，科技政策少有官方同步发布的译文，也缺乏翻译研究的关注。研究提出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综合分析框架，关注了由美国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CSET）英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通过横纵向对比该机构译文与原文及中国官方的其它相关译文，本研究发现CSET译文在保持整体准确的基础上，对关键概念及表述的翻译脱离语境并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引导，且有意省略言语角色主语，从而在西方语境下再建构了称霸世界、好战备战、阶级分化、远离民众的中国国家形象，而这一降级的国家形象截然不同于发展进步、爱好和平、人人平等及亲民爱民的“自塑”中国国家形象。科技政策翻译在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识形态价值，进一步丰富了国家形象研究和科技翻译研究。
关键词：科技政策；科技翻译；国家形象；批评话语分析；西方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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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支撑（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6/25/content_5620813.htm, 2022-05-31），而影响甚至决定科技资源配置与发展目标的科技政策是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匡跃辉 2005: 62)。目前，政治话语分析主要聚焦我国官方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等政治文献中英文版本(王彦 2009)，科技政策仍属于翻译研究的空白领域。本研究从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视角关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这一科技政策的美国研究机构英译版，探索科技翻译如何在西方意识形态中再建构区别于“自塑”中国国家形象的“他塑”形象。
1.1 翻译文本特殊性
翻译文本的选择便是“翻译政策”，译者的介入意味着新语篇产生于新意识形态语境(Toury 2001: 58; Munday 2012: 40)。《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以下简称为《科学素质纲要2035》)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21年6月3日正式发布的重要政府文件，其主题国民科学素质建设属于科技语域，目标读者则是与执行和落实该政策相关的各级机构组织以及关注这一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机构，因此属于典型的科技政策文本。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件至今尚未有中国官方英文译本，但美国研究机构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以下简称CSET)在该政策发布后三个月便迅速发布了译文，成为该科技政策在西方政治语境中的重要译介与传播者。
1.2 机构译者特殊性
CSET成立于2019年，隶属于美国乔治城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该机构重点关注中国政府发布的科技政策，定期向美国国会及国家安全决策层提供国会证词、分析报告、翻译文件（https://cset.georgetown.edu/about-us/, 2022-05-31），并明确表示其翻译活动正是为了引起全球受众的关注（人工智能原则：美国国防部关于人工智能道德使用的建议.https://cset.georgetown.edu/publication/人工智能原则-美国国防部关于人工智能道德使用的建议/, 2022-05-31）。其研究动态也得到了中国科学院（http://www.casisd.cn/zkcg/ydkb/kjzcyzxkb/2020kjzc/202004/202006/t20200615_5606668.html, 2022-05-31）、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https://ciss.tsinghua.edu.cn/info/qb/4339, 2022-05-31）、上海美国问题研究所（https://www.sias.org.cn/uploadfiles/2021/08/202108241413301330.pdf, 2022-05-31）等中国研究机构的密切关注。这说明CSET在中美两国的科技交流及外交关系中扮演着特殊且重要的作用。CSET拥有自己的翻译团队，翻译经理Ben Murphy曾任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汉语流利且在中国多个大学有访学经历（https://cset.georgetown.edu/staff/ben-murphy/, 2022-05-31）。成立两年多来，CSET共发布了105份翻译文件，其中英语译文102份，源文为中国政府机构发布的《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21版)》等中文文件97份(包括台湾省1份)。
因此，本研究选取的翻译文本和译者均具有特殊性和代表性：文本是中国科技发展及规划相关的重要科技政策，且与许多科技政策一样尚无官方英译；译者是颇具影响力的美国科研机构，密切关注中国科技动态，积极参与中国科技政策英译。通过分析阐释该代表性机构译者的代表性科技政策翻译，本研究能够较为充分合理地探讨中国国家形象在西方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再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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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翻译与国家形象建构
翻译研究与实践不可避免地探索话语实践中的权力关系，从而反映更为广泛的国家经济政治政策及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结构(Fawcett 1995: 181; Bassnett 1996: 21; 胡开宝等 2018: 4)。形象是具体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话语建构物(Leerssen 2000: 270)，翻译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已成为国家形象建构的跨文化载体(王宁 2018: 6)，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译者在其所处的文化政治背景下对源语国家形象的建(重)构(谭载喜 2018: 3)。近年来有较多学者开始讨论翻译与国家形象建构之间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新闻、政治、文学等文体(Valdeón 2016; 吴赟 2019; 谢莉、王银泉 2018; Li & Pan 2020)。目前有关国家形象建构的翻译研究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方面，鲜有学者讨论科技翻译如何建构中国国家形象。但科技翻译并非仅与信息转换和术语统一有关的意识形态“绝缘体”，而是“深深根植于文化之中”(Bassnett 1991: 14)，通过介绍中国科技进展传递中国的国家立场和态度，和政治、文学一样是国家形象建构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忽视了科技翻译在具体政治文化语境中的传播效果，那么科技翻译批评只能停留在具体翻译策略的总结和赏析层次。另一方面，目前大多数翻译研究聚焦于国家形象“自塑”，“他塑”形象缺乏关注。然而，如果未能充分关注我们向世界讲述的中国故事在目的语文化的实际接受情况，不重视科技翻译作为中介建构的“他塑”中国形象与“自塑”形象之间的差异，那么翻译便无法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批评话语分析密切关注官方话语这一非文学领域，强调在分析中考察语篇生成、传播和接受的文化语境和社会历史背景(辛斌、高小丽 2013: 1)。因此在此理论视角下，科技翻译研究能够突破Jakobson(1992)所提出的“语言中心主义”桎梏，充分呈现及系统阐释科技翻译在西方政治语境中再建构的国家形象及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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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框架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Fairclough (2015)的三维分析框架为主要的理论框架，并补充以Martin & White (2005)的评价系统，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第一，描写。首先横向对比《科学素质纲要2035》原文及CSET译文，确定中国话语核心科技概念的前景化翻译(即明显脱离语境并区别于参照译文，从而实现译者意图)，运用系统功能语法对相应译文小句进行语言学描写；第二，阐释。针对关键概念，将CSET的前景化翻译与历年《政府工作报告》等相应中国官方译文做纵向对比；阐释两类译文如何在意识形态影响下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建构不同的中国国家形象特征；第三，解释。充分讨论CSET作为国外机构译者的目标使命以及更为广泛的西方政治语境如何影响到中国国家形象再建构。当前多数科技翻译批评的“必选动作”是“描写”和“阐释”两个步骤，强调科技领域的专业性与独特性，并未深入阐释话语实践与科学知识建构的具体社会语境间关系(文军 2005: 64-65; Sanchés 2011: 327)。本研究在新提出的综合分析框架下，通过横纵向对比凸显科技政策翻译通过再语境化实现的意识形态价值，这也是区别于以往科学翻译批评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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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实例分析
《科学素质纲要2035》原文共10232汉字，CSET译文共7736单词。CSET译文整体较为准确地传达了原文信息。对于中国特色核心科技概念，CSET采用直译并补充其中文表述，还有七处“译者注”进一步补充说明部分术语，但CSET并未频繁应用这两种翻译补充策略，说明该机构译者预期译文目标读者能够准确理解直译科技术语。以下四节横纵向对比了CSET译文与原文及《政府工作报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白皮书等相应中国官方译文。其中，前三节选取典型例证聚焦CSET译文与相应中国官方译文在小句内核心概念语义范畴上的差异，而第四节实例对比则扩展到小句以上的语篇机理，呈现两类译文中不同作者—读者关系折射的不同叙事逻辑，从不同层面展现CSET译文通过再语境化建构的“他塑”中国国家形象。
4.1 发展与霸权：“强国”的翻译
“强国”这一核心概念在《科学素质纲要2035》中共出现四次，CSET均翻译为world power或者powerhouse。如以下两例：
上述两例中，CSET译文均未改变“强国”所在名词词组结构。Powerhouse/power分别充当中心语，S&T和socialist modernized world充当表示类别或特征的前置修饰语。尤其是例（2）原文仅强调科学素质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但译文新增world作为特征修饰语，意为中国要称霸世界，因此脱离了小句所处语境并破坏了译文的语篇连贯性。
CSET“译者注”的解释是“强国”表达一般地缘政治意义时译为world power，而强调某一具体方面时则翻译为powerhouse。（State Council Notice o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Outline of the Nationwide Scientific Literacy Action Plan (2021-2035)(trans.by CSET).https://cset.georgetown.edu/publication/state-council-notice-on-the-publication-of-the-outline-of-the-nationwide-scientific-literacy-action-plan-2021-2035/, 2022-05-31）实际上，这两种翻译并无本质区别，均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中“强国”代表的对外威慑性和霸权，以及大国之间的零和竞争关系(Kennedy 1987: 1-5; Mearsheimer 2001: 1-16; 杨明星 2015: 101; 翟石磊 2017: 31)。
“强国”是中国政治文献中频繁出现的关键概念，且中国官方翻译策略较为多元。例（3）与例（4）分别选自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根据CSET的分类，上述两例中的“强国”分别属于具体领域和一般地缘政治意义，但是中国官方译文均未直译为power/powerhouse。例（3）官方译文中，名词词组a trader of quality充当扩展关系小句中的价值识别者，介词短语of quality充当中心词a trader的后置修饰语。在Martin & White (2015)的评价系统中，of quality属于鉴赏类态度资源，表达的是中国作为贸易国所具有价值，而非中国意图通过贸易成为霸权。同样，例（4）官方译文中的名词词组a strong socialist country充当扩展关系小句中的价值识别者，形容词strong充当中心词a country的前置修饰语，同时也属于鉴赏类评价；后接充当“范围：环境”成分的介词短语，译文准确表达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实现的全面发展。这两例中“强国”的翻译均分离“强”与“国”，从而弱化竞争垄断的政治涵义，更为有效地塑造中国致力于不断提高国民生活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形象。
中国官方在政治文献、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等多个领域均全面推广并传播“强国”的中性翻译(杨明星 2015: 103)。此外，虽然相关调查显示，这一翻译已经获得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认可(窦卫霖 2016: 112)，但精通汉语且熟知中国国情的CSET却仍然坚持使用power/powerhouse这一表述，一方面说明窦卫霖(2016)的调查数据及结论的合理性仍有待商榷，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以CSET为代表的国外机构并不接受合作发展的中国国家形象，仍然将中国视为通过科技进步谋求霸权的威胁性竞争对手。
4.2 和平与好战：“平战结合”的翻译
“平战结合”这一核心概念在《科学素质纲要2035》中仅出现一次，但有必要详细分析讨论CSET的前景化翻译。如下例（5）所示：
“平战结合”最初是国务院于1957年提出的国防工业发展方针，之后频繁出现在《国防白皮书》《中国的核应急》等军事语境中，并在新冠疫情后用于疫情防控话语中。因此，CSET将“平战结合”直译为peacetime-wartime，并充当物质过程的“目标”成分中名词词组中心词science popularization的特征前置修饰语，结合原文与战争无关的“应急”和“科普”主题词，显然脱离了应急防控语境。同时，CSET在此处并无“译者注”做解释补充。因此，译文读者会将此翻译视为中国官方翻译，误解中国为时刻备战的好战国家。
中国官方译文对“平战结合”这一核心概念并无统一译法，但均进行了去军事化处理，避免直译引发的战争联想。例（6）和例（7）分别选自2016年《中国的核应急》白皮书和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
例（6）官方译文中，combination of routine exercises and actual emergency response这一名词词组充当关系过程中并列的价值识别者之一，routine与actual，exercises与emergency response分别充当名词化动作combination的定性后置修饰语。同样，例（7）官方译文both times of peace and times of crisis中，peace和crisis意义对应，在物质过程的“目标”成分中充当中心词times的并列定性后置修饰语。两例原文小句分别出现在军事语境和疫情语境中，但官方译文均将“平”和“战”处理为意义对应的后置修饰语，对应表达日常、正常状态和危机、紧急情况，分别强调“结合”以及“不同时期”的中心词地位。因此，这一核心概念在中国官方译文中已失去军事色彩，更凸显维护和平的中国形象，与CSET译文截然相反。
4.3 平等与阶级：“农民”与“干部”的翻译
“农民”和“干部”两词在《科学素质纲要2035》中出现频次较高，分别为十四次和七次，CSET仍旧保持一致性翻译，如下例（8）和例（9）所示：
CSET将“农民”一词均翻译为peasant。根据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的定义，peasant特指“昔日和贫穷国家的农民和佃农”。例8译文中，一处peasants充当中心词capacity的修饰语，搭配形容词civilized；另一处peasants充当物质过程“目标”成分，搭配过程动作create。通过此前后呼应的译文，译文读者将中国的农民识解为地位低下、生活贫穷、尚未开化，命运任由政府决定。
CSET同样将“干部”一词统一翻译为cadre。根据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 cadre通常指党员干部，有较强的政治涵义。例（9）译文中，civil servants与leading cadres共同充当物质过程“目标”成分中心词awareness的定性后置修饰语。相比于泛指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public servant，civil servant特指由政府任命且级别、地位较高的工作人员。句末中心词endeavors的后置修饰语the Party and the State进一步形成呼应。上述几个关联表述共同凸显了原文中并没有的政治涵义，传递给译文读者的信息是中国领导干部属于上等阶层，承担着重要政治使命。
因此，CSET对于“农民”和“干部”两个核心术语的翻译同样完全脱离了中国现实语境，有意向读者错误传递了农民与干部之间阶级分化严重的中国形象。而《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文献的中国官方译文对这两个概念的处理则完全不同，参见分别选自2021年和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例（10）和例（11）。
两例中国官方译文中“农民”和“干部”两概念的翻译遵循同样的原则：并不直译为有政治涵义的英文表述，而是使用特征前置修饰语+中性上义词。因此，“农民”以与urban对应的形容词rural+上义词people/residents等形式灵活表述，强调了农民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地位；“干部”则译为leading officials，或leading bodies (Xi 2014: 175)，凸显政府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使命。这两例官方译文根据具体的人际关系分别使用了情态和意态限定词：例（10）中政府向农民做出承诺，因此使用情态限定词will强调承诺实现概率较大；而例（11）中政府向领导干部明确义务要求，因此使用意态限定词must/should，并搭配表示否定的意态附加语never，进一步敦促领导干部重视并履行义务。这一人际元功能层面的差异却并没有体现在CSET译文中。对比可发现，中国官方译文塑造的是民众平等及政府爱民亲民的国家形象。
4.4 承诺与命令：主语的省略
上述三节的典型例证关注CSET译文在核心概念语义范畴的前景化特征，本节则突破小句界限，关注其如何构建不同于中国官方译文的作者—读者关系及更为深层的语篇组织。
科技语篇的主要特征是被动语态更为显著，以及名词化的动作现象更为频繁地充当物质过程的参与者(Gerzymisch-Arbogast 1993: 22; Halliday 2004: 107)，但这两个特征并非可以不考虑语境保留在译文中。《科学素质纲要2035》原文是政府机构围绕科学素质实施的科技资源配置及发展规划，因此，译文应当明确政府的政策规划者身份及所参与的物质过程。然而CSET译文全文仅有15个小句由言语角色we充当物质过程的动作者。诸多物质过程以并列成分出现在较长小句中，距离共同主语we较远；或是将原文直译为祈使句，尽可能避免出现言语角色we。译文读者因此会认为中国政府机构与民众关系疏远，生硬命令民众完成各项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然而中国官方译文则通过不同的叙事逻辑和语篇组织建立了截然不同的作者—读者关系。例（13）同样选自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有关科技规划的部分：
此例官方译文将原文较长小句切分为数个意义完整的独立小句，并频繁应用言语角色we充当物质过程动作者，同时搭配表示承诺的情态限定词will，充分体现了政府要充分落实各项计划的决心。译文读者因此识解的是关心民众并赢得信任的中国政府形象。
表1总结了上述四小节中CSET译文和中国官方译文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及由此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不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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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通过横纵向对比《科学素质纲要2035》CSET译文与原文及主题相关的中国官方其它译文，本研究总结了CSET这一代表性机构译者的前景化翻译特征：译文整体准确获得读者的信任；关键术语的翻译仅局限于词汇层面对应，脱离语境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引导性；语篇层面通过省略言语角色主语疏远作者—读者间距离。该译文在西方政治语境下再建构了降级的中国形象：称霸世界、好战备战、阶级分化、远离民众。而无论是《科学素质纲要2035》原文还是中国官方其它政策中英文版，都在竭力传播发展进步、爱好和平、人人平等及亲民爱民的国家形象。中国形象“自塑”与“他塑”之所以会出现巨大逆差，正是因为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由中国科技飞速进步并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感到巨大威胁。美国科研机构在科技政策翻译中再建构的威胁性中国形象，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无视中国现状并仍旧保留的真实偏见。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完整的话语模式，体现出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权力结构，提供描述中国的各类词汇、意象和修辞技巧，从而操控西方有关中国的“看法观点”(周宁 2005: 107)。而西方世界对中国形象的关注并非为了深入认识和理解中国现实，而是将中国形象作为二元对立原则下文化想象的“他者”，帮助完成西方现代文明的自我认同(周宁 2005: 106)。
更值得深思的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的“东方主义”作为根深蒂固的认知体系(王宁 1995: 57)并非仅仅局限于文学和政论翻译，而是已经渗透到通常被认为是“客观”“中性”的科技翻译中。科学知识的面具之下隐藏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延续的意识形态偏见，中国的科技进步被恶意解读甚至污名化，严重干扰了中西方的科技交流合作。因此，通过翻译建构国家形象并不应当成为一个“自说自话”的过程，而是清醒意识到中国对自我形象的认识和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而如何弥补这一分歧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改革发展的前途与命运(雷默 2008: 7-8)。因此，科技翻译实践与研究者应当充分关注再语境化实现的“他塑”国家形象，深刻意识到翻译作为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尚存在的不足，从而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国际形象的决定性因素便是构建中国话语权，因为话语能够巩固并再制造权力(刘永涛 2011: 48)。遗憾的是，由于翻译实践的缺席与理论研究的滞后，科技翻译尚未及时有效地发挥对外传播作用，中国的科技进步在全球语境，特别是西方政治语境中仍处于“被定位”的被动现状(吴世文、朱剑虹 2010: 15)。因此应当凸显科技翻译在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性，并特别注意“整合性”“同步性”和“统一性”三个方面。
所谓整合性，是指现有科技文体分类体系(瓜景云 1991: 26)应当及时更新整合，科技政策、科学家传记、科学家发表在传统与新媒体上的公共观点、科普讲座汇编等新兴的语篇类别并非完全面向专业人员，但同样反映并影响着科技发展。科技翻译研究亟须将科技政策翻译定义为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科技政策在科学研究管理等领域并不新鲜(Azoulay 2006; 赵筱媛、苏竣 2007; 黄劲松 2020)，但是在翻译研究领域仍属于陌生概念。科技政策既需要关注科技语篇核心的术语问题，考虑到发布者通常为政府机构，还涉及意识形态和国家形象建构等问题。因此，科技政策翻译研究应综合借鉴和运用批评话语分析、框架理论、知识编码等不同领域概念及理论。
所谓同步性，是指科技政策发布机构与翻译研究机构密切合作，同步更新最新科技成果、科技政策的译文，抓住先机发出中国的声音(严文斌 2016: 18)。本文所关注的《科学素质纲要2035》翻译便是需要反思和警惕的实例：政策至今没有官方译文，而密切关注中国问题的海外机构则快速行动，率先将其政策解读通过翻译在西方语境传播。此外，气象领域近年来随着“双碳”、气候变化等热门话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但《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全国气象发展“十四五”规划》等科技政策至今仍无官方译文发布。科技翻译研究当前亟须重视的是，目标读者主体是密切关注中国科技发展的海外专业人员及研究机构，他们精通汉语、深谙中国国情，是中国科技传播的接受者，同时也是重要参与者，因此更有可能打着“准确客观”的幌子翻译涉华科技政策，在西方语境下重新建构服务于他们意识形态的中国形象。如果科技翻译作为国家翻译实践与规划重要组成所承载的国家意识与政治属性仍旧被忽略，那么就留给海外研究机构更大的空间误解、扭曲甚至颠覆中国“他塑”形象。
所谓统一性，是指科技翻译研究应当充分重视中国特色话语核心科技概念翻译的一致性，不遗余力地在政治、新闻、学术等多渠道全方位传播；同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话语体系中，将我国的科技发展优势和综合国力尽快转化为话语优势(严文斌 2016: 18)。科技翻译中的中国特色表述并不局限于个别科技术语，应充分关注术语应用的技术、文化和社会语境。期望本研究具有特殊性与代表性的小规模语料分析能够获得科技翻译研究更多关注，未来继续研制更大规模的科技政策类比翻译语料库，涵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各领域蓝皮书等相关官方及海外机构译文并动态扩容更新，通过原文与不同版本的译文间横纵向对比，挖掘总结普遍性语言特征及一致翻译策略(武光军、王克非 2011)，在世界政治文化语境中建构统一的中国形象。此外，相比于中国文学外译从政治话语为主导变为以市场话语与政治话语并重(吴赟、蒋梦莹 2018: 16)，科技翻译目前显然无法顺应这一时代潮流，仍旧应当坚持以国家机构为主导的外译渠道，从而争取和维持我国在科技术语与政策翻译中的命名、定义和阐释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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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国家形象承载着人民共同的荣耀回忆和对未来的期望，也是凝聚和团结人民的本质所在(Renan 2013: 19)。中国近年来在航天、超级计算、人工智能等科学领域取得的瞩目成就，同样是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中国科学院汪品先院士在“中国科普作协分论坛”上所呼吁的，中国要增强国际影响力，光靠“打孔子牌”是不够的，还要“注入科学元素”。（汪品先：我为什么做科普？中国科学报，https://paper.sciencenet.cn/htmlnews/2022/1/473115.shtm, 2022-05-31.）因此科技翻译不应在中国科技快速发展的当下继续被忽略，而应承载着国家意识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推动中国国家形象“自塑”与“他塑”零逆差。
作者简介：
雷璇(1990 - )，女，陕西渭南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科普翻译以及科技政策翻译研究。
张威（通讯作者）(1971 - )，男，河北石家庄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语料库翻译研究以及中国话语对外译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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