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学习词典收录文化词语的理论原则
解海江 章黎平
1.0文化词语
文化是人文学科中普遍涉及的概念，由于不同学科研究视角不同，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理解文化概念的关键是理解“人”在文化形成中的作用。文化具有超自然性。（戴昭铭1996:6）文化实际上是“人”的文化，人在文化中具有主导地位，“决定文化的主要因素是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创造活动，即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伍铁平1997）。人的社会实践的过程和结果都可以理解为文化的内容。邢福义（1990:8-9）与戚雨村（1997）都认为文化包含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心理（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通过人们制作的各种实物产品表现出来的，诸如建筑物、服饰、饮食、用品、工具和其他人类行为等。制度文化是通过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表现出来的，包括制度、法规以及相应的设施和风俗习惯等，诸如饮食习惯、建筑工艺、卫生管理、娱乐方式等生活制度，婚姻形式、亲属关系、家庭财产分配等家庭制度，劳动管理、艺术生产、教育、道德、风俗、宗教、礼仪、法律、政治等社会制度，以及有关这些制度的各种理论体系。精神文化，是通过人们的思维活动所形成的方式和产品表现出来的，既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宗教信仰，也包括哲学、科学、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和产品。
文化背景是民族文化语义形成的基础。（吴国华2000:37）语言作为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具有文化载蓄功能，它能把积累下来的民族文化固定为符号而储存在语言单位里，其中词语是语言与文化关系最密切的语言单位，不同民族文化差异在词汇层次上体现最为突出。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对语言的民族文化语义起作用。所谓文化词语就是义位中包含民族文化语义成分的词语。词义中的民族文化语义成分，既可能表现为义位的基义，也可能表现为陪义。正是词义所包含的民族文化语义成分导致不同语言的词汇在语义上的不对应现象。
2.0汉语文化词语收录的科学性原则
一部好的、有用的词典，其基础是好的理论。（兹古斯塔1983:16）汉语文化词典在收词上要贯彻科学性原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发现具有汉语民族文化语义的词语，为此需要一套分析民族文化语义的理论和方法。
2.1民族文化语义研究的对比方法
民族文化语义的研究属于对比语言学范畴。对比语言学自身就是应非本族语教学的需要兴起和发展的，语言的对比研究与非本族语教学的理论和实践有着密切联系。当前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主要有两条路子：俄罗斯的语言国情学，着重研究词语的文化内涵；美国的跨文化交际学，着重研究文化背景对交际的影响，它们都是在对比语言学的天地里建立起来的。对比语言学不仅能够揭示不同语言间词汇语义的对应和差异，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能揭示其差异的深层文化原因。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相辅相成，从语言对比到文化对比，是对比语言学向纵深发展的表现。
词语中的民族文化语义主要是通过对比发现的。一种语言的民族文化语义是以另一种语言文化背景为基础的，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基础上的。（吴国华1999）因此民族文化语义是相对的，受到所涉及的两种文化背景的制约。对欧美等学习汉语的学生来说，汉语词语的民族文化特征是以欧美文化为背景的。如对汉语的“春节”、“元宵节”等节日词语的理解是以欧美节日文化背景为基础的。汉语的“天堂”与英语的heaven，外延都是指神居住的地方，但在内涵上，“天堂”里住的是道教、佛教的神，heaven里住的则是基督教的神。对这种内涵意义的差异的认识是以汉英不同的文化背景为基础的。正如李锡胤先生所说：“孤立地在一种语言中寻找民族文化要素，就像久入芝兰之室而要分辨芝兰之香一样困难。”（李锡胤1996）汉语学习词典读者对象具有文化语境多样性的特点，汉语民族文化语义的对比研究应该以英语等语言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为对比背景。
为了阐释不同语言的共性及各异的特色，对比语言学需要采用恰当的模式来进行描述。（G. Nickel 1991）词典编纂以语义学为基础。在对比语言学视角下，有两种语义学理论模式帮助我们寻找汉语中带有民族文化语义的词语。
2.2编码度理论
不同语言场性分工的差异反映民族文化。汉语学习词典在文化词语的收录上，应该收录因民族文化差异而导致场性分工差异的语义场，如生活用具、亲属称谓、物件部位和方位、饮食烹饪等。如何发现不同语言场性分工的差异呢？借助于编码度理论。
编码度理论是在对比语言学广阔天地里建立起来的跨语言词义对比研究的理论模式。（解海江2004）不同的语言描写或命名具体事物（things）、事件（events）、经验（experience）和状态（state），其提供词汇的程度有所不同。所谓编码度就是语言中用词汇表达某方面经验的精细程度（Miller, G. A. & P. N. Johnson-Laird 1976）；从语义场理论看，编码度就是语义场切分的精细程度（解海江2004）。编码度经常被看做反映文化事实。（Dirven & Verspoor 1998:145）因为“我们用以划分世界的方式在文化上常常是特定的”（Hatch & Brown 2001:116）。编码度理论可以探讨不同语言间语义场及义位的对应和差异，也可以通过编码度对比探讨不同语言语义场场性分工所体现的民族文化差异。汉语和英语味觉语义场的不对应主要表现为语义场的层级非对应关系。汉语划分为“甜”、“辣”、“酸”、“苦”、“涩”、“咸淡”、“好吃”、“难吃”，英语划分为sweet、pungency和savoury、unsavoury。与汉语的“辣”、“酸”、“苦”、“涩”、“咸”相对应的，在英语中首先概括为pungency，然后与汉语“酸”、“苦”、“涩”对应的再概括为acerbic。英语中与汉语“甜”、“辣”、“酸”、“苦”、“涩”、“咸”相对应的是一个包含3个层级的语义场。汉语中“咸、淡”有一个上义义位“咸淡”，英语没有与之对应的义场。这种情况与操汉语者和操英语者不同的烹饪原料、饮食结构、饮食习惯和味道嗜好有关，也与义位形成过程中的认知和情感评价因素有关。通过不同语言编码度的对比，发现跨语言义位的对应和差异的情况表现为：完全不对应、部分对应、完全对应。
完全对应：义位的义值对等，义域相同；基义对应，陪义相同。如亲属语义场中，以“我”为基准，生育“我”的男性长辈为“父亲”，女性长辈为“母亲”；在英语中，前者称为father，后者称为mother，二者为对应义场。汉语中，“我”的男性子嗣为“儿子”，女性子嗣称为“女儿”。在英语中前者称为son，后者称为daughter。汉语中，儿子的配偶叫“儿媳”，女儿的配偶叫“女婿”。英语中，前者称为daughter-in-law，后者称son-in-law。夫妻子场，汉语和英语均编为2个语码：丈夫和妻子，husband和wife，汉英为对应义场。其他义位大都为部分对应义位和文化局限义位。烹饪语义场中，boil和“煮”对等。其余也大多为部分对应义位和文化局限义位。跨语言相对应的语义场中，除学科义位外，完全对应的义位很少。因为语言之间语义元素的共同核心(universal core)很小的事实（自然几乎不到100个词），说明语言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概念差异(conceptual difference)。在任何语言中绝大多数词都有复杂的相当特定语言意义。（Dirven & Verspoor1998:144）
部分对应：跨语言相对应的语义场中，大量存在的是部分对应义位：义位的基义相同，陪义不同；或基义的部分语义特征相同，义值不同；或义值相同，义域不同。部分对应词在跨语言对比中最为常见。如母亲同义义场中，汉语的“慈母、慈亲、萱、萱堂、萱亲、北堂、内亲、慈闱、慈颜、生母、亲娘、家慈”用于书面语，“家母”用于谦称，“阿母、阿娘、姆妈、娘、妈、妈妈”带有口语陪义，“老母、老娘、家夫人”用于谦称，“令堂、令慈、令萱、太君、尊堂、老太太、太夫人”用于尊称。英语中mother用于正式场合，mama为过时的英国非正式用语，mom和mamma为美国幼儿非正式用语，mum为英国非正式用语，mummy为英国幼儿的非正式用语；美国幼儿非正式场合把“母亲”叫做mommy，进入成年期后，中、下层人士称呼“母亲”为mom，但上层人士称呼“母亲”为mother。除了汉语的“母亲”与英语的mother基本对应外，余者都是部分对应义位。烹饪语义场汉英相对应的“煮”子场中，汉语的“焖”、“煨”、“扒”和英语的stew、simmer、poach均有两个共同的义素：[文火]、[慢]，但在其他方面有区别。stew与“焖”基本对等，除了共有[文火]、[慢]两义素外，还都有[加盖]这一义素，但区别在于：焖有食物类别[饭菜]的限制，stew则无；stew有水沸的程度[稍沸]的限制，“焖”则无。simmer与“煨”基本对等，但有区别：simmer有水沸程度[稍沸]的限制，“煨”则无；simmer与“扒”主要语义成分相同：[文火]、[慢]是两者共有的，但“扒”有[食物类别]和[食物熟的程度]的限制，simmer则无；simmer有[稍沸]的限制，“扒”则无。poach与“扒”均有[文火]、[慢]两个义素，但[食物类别]不一样：“扒”的对象是[白菜、羊肉]，poach的对象是[鱼、去壳的蛋]；另外，poach有[稍沸]的限制，“扒”则无；“扒”有[烂熟]的限制，poach则无。curry与“卧”大部分语义成分相同，区别在于：curry的对象是[加咖哩粉的肉、蔬菜、鸡蛋]，“卧”的对象是[去壳的鸡蛋]。“熬”(āo)和barbecue大部分语义成分相同，区别在于沸水中的混合物不同：“熬”(āo)的水中可能有作料、油等，barbecue的水中有很浓的醋汁；另外“熬”(āo)有食物类别的限制，barbecue则无。这些有大部分共同语义成分而又有小部分区别性语义特征的一对义位称为“部分对应词”或“部分对应义位”，它是双语词典编纂中应着力辨别的重点，也是外语教学与外语学习的难点。
完全不对应：两种语言间义位完全不对应，在一种语言中表现为词汇空缺，而在另一种语言中表现为文化局限词或文化特定词（culture-specific words）（Dirven &Verspoor 1998:144）。这种情况既可能出现在纵的上下义结构中，也可能出现在横的分类关系中。不同的语言可能会在不同的层次上出现词汇空缺（lexical gap）。“服装”语义场，英语中有一个表示“各类专用软帽”的上义义位cap，汉语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义位。英语中有个义位headgear，表示头上或戴的或裹的东西，可以是hat、cap 或 headdress，汉语中没有与此对应的上义义位。表示“[服装]、[头上或脖子或肩上的]、[裹或围或披的]”的，英语用义位neckwear来概括，汉语缺乏与其对应的义位。“袜子”义场，汉语的上义义位是“袜子”；英语没有与其相对应的上义义位。英语中以袜筒的长短来分类：长过膝的stocking和长不过或不及膝的sock，即袜子＝stocking∧sock。但是英语有2个义位hose指stocking、sock和紧身衣；hosiery指stocking、sock和针织或纺织内衣；汉语无与其对应的义位。汉语注重袜子的“制作材料”，英语注重袜子的“长短”和“式样”。英语“shoe”语义场划分为5个子场：shoe、clog、scadal、mule。shoe一般指皮革的，有硬底和鞋跟。与汉语中“鞋”的指称内容不一致。汉语的“鞋”是与“靴”相对的，英语中的shoe与“木屐”、“凉鞋”和“拖鞋”相对。英语中注重跟的高低和是否系带，即“式样”，汉语中注重制作材料和用途。汉英服装语义场中场性分工的差异反映了中西服饰制度的差别。在表示“果品”的语义场中，俄语和英语中没有与汉语“果品”相对应的词。汉语的“果品”包括干鲜果品。不仅指新鲜的“水果”，还可指红枣、荔枝干、葡萄干等“干果”，以及核桃、栗子等“坚果”；而英语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烹饪语义场汉英相对应的“煮”子场中，汉语中的“炖”、“氽”、“烩”、“熬”(áo)、“焯”、“涮”、“炝”、“咕嘟”是汉语中特有的而英语中没有的，英语中的fricassee、 scallop是英语特有而汉语没有的，这些都是“文化局限义位”。
2.3词汇背景理论
编码度理论通过普通语义场的对比找出带民族文化语义的不对应词和背景词，适用于普通语义场的分析，但对词的文化伴随意义的分析则无能为力，还需要引入词汇背景理论。
词汇背景理论是语言国情学的核心理论，以研究词语民族文化语义为主要内容，侧重于研究和揭示存在于语言单位中的文化成分和文化模式。（吴国华等2000:45-47）词包括词位和义位。义位由概念义素和非概念性义素构成，其中非概念性义素又称背景义素，词汇背景指的是词的义位的非概念义素的总和，也就是背景义素的集合。（彭文钊2001）非概念性义素包括通过联想实验获得的与某词有关的并能反映该语言民族文化特点的义素。
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中，即使某些语言符号表达的是同一概念，背景义素也不尽相同。背景义素由社会性义素和个人性义素组成。而个人性义素因人而异，在词的背景义中应排除。只有社会性义素才能进入词汇语义场，才具有分析的价值。确定社会性义素的标准，就是看词的转义、文化感情色彩、象征意义等有无一定的社会性。依据社会性义素的所属关系和普及范围，可将其分为：民族文化义素、跨语言义素。跨语言义素是指语言义素中，部分可能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即全人类义素，如对“女人”的联想意义“脆弱”、“易流眼泪”、“懦弱”、“好动感情”、“缺乏理性”、“反复无常”、“文雅”、“富有同情心”等（利奇1987:17）；而另一部分只在两种或几种语言中通用，称之为区域性义素。如汉文化圈内有些义素是共同的，特别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韩语中有些社会性义素与汉语是共有的。在汉语学习词典中应注意收录带有民族文化义素的词语，同时对区域性义素也不应忽视，因为汉文化圈内共同的义素对非汉文化圈的人来说又具有民族文化特点。
按照词汇背景理论，带民族文化语义的词汇有三类：不对应词、背景词、文化伴随意义词。
不对应词，指相对于其他语言文化中特有的词汇。背景词，是指在两种语言的对比中概念意义基本相同而词汇背景不同的词。通过编码度对比就能够找到，已如上述列举的语义场。另外成语、谚语，委婉语被划入不对应词和背景词之列，其理由是成语和谚语在概念意义上同词的概念意义是同构关系 (吴国华等2000:13)。
文化伴随意义，与理性意义相对，是受民族文化制约的附属意义（吴国华1989），属于词的表情—评价意味（倪波等1995:39）。词的表情—评价意味则通过词的转义表示说话者对所指事物的评价，如用通常称谓动物的名词表示在某个特征上与该动物相似的人(含次生情感评价意味的词)。（倪波等1995:39）文化伴随意义词属于背景词汇，但并非所有的背景词都有文化伴随意义，文化伴随意义主要包含潜在的受民族文化制约的感情色彩和评价色彩。（吴国华1989）词的文化伴随意义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赋予，与民族日常生活、地理、历史、民俗、宗教，以及价值和审美观念有关，依其指称意义有：动物词、植物词、数字词、颜色词、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表示民俗形象的词汇、方位词、表示纪念日和传统节日词汇等。不同民族对颜色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该民族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颜色被广泛用来表示各种转义和各种象征意义。红色在汉语中是喜庆、吉祥、欢乐的象征，婚礼、生日、重大节日里，要用红色的东西来增添喜庆气氛。红色也是革命、进步的象征。英语red令人联想到危险，甚至战争、流血、残忍、灾难，通常含有贬义；也是极端、狂热、激进的象征。“西风”，在汉语中往往使人想起令人嫌恶的“朔风”，可雪莱笔下的《西风颂》却是对西风的由衷赞歌。因为中英地理位置不同，英国的西风是温暖的风，和中国的“东风”伴随意义相同。“夏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炎热酷暑，而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夏夜却是温婉美丽的，在十四行诗中把心爱的人比喻为“夏日”，英国的夏日明媚温和。汉语“六”象征“顺利”，英语six则没有文化伴随意义。汉语“八”象征“吉祥、发财”，英语eight文化伴随意义空缺。不同民族语言中动物词的伴随意义不同。“马”在俄语中是吃苦耐劳的象征，汉语中这种喻义的喻体却是“牛”，因为“牛”是中国的主要生产工具，而中国人赋予“马”另外的伴随意义。“喜鹊”在汉语中有吉祥的联想，俄语中确是“饶舌者”。汉语“鹤”象征“长寿”，而英语中空缺。汉语“杜鹃”象征“哀怨乡愁、报春催耕”，英语cuckoo借指“妻子与人通奸者”，而俄语кукушку却有“朋比为奸、嫉贤妒能”的联想意义，德语Ｋｕｃｋｕｃｋ却是“幸福鸟和未卜先知”的形象。汉语“乌龟”象征“长寿”，借指“妻子与人通奸者”；英语tortoise有“行动缓慢”的联想意义。在汉语中“龙”是神圣、帝王的象征，而据《圣经》记载，dragon是罪恶的象征。
3.0实用性原则
词典编纂理念经历了由规范主义到描写主义再到实用主义的二次转向。实用主义是词典编纂的新理念，它的核心是“user friendly”原则，一切为用户着想。词目的具体选择取决于词典假定的适用对象（Landau2005:387）。汉语学习词典是外向型词典，它的目标读者群是以汉语为外语或以汉语为第二语言者，他们需要在词典中查找哪些文化词语？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实用主义编纂理念指导下应该坚持共时性和常用性两个原则。
3.1共时性
对比语言学的共时性要求汉语学习词典对文化词语的收录应坚持共时原则。
词汇具有历史性特点，特别是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联的文化词语古今变化更大，但从读者的实际需要出发，汉语学习词典对文化词语的收录应限定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内。《朗曼语言与文化词典》在文化词语的收录和释义上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新”。曲艺词汇中，“宝卷”指一种韵文和散文相间杂的说唱文学，由唐代的变文和宋代和尚的说经发展而成，不应该收；而“京剧”、“相声”、“小品”、“京西大鼓”、“苏州评弹”等应该收。父亲称谓词，“椿、椿庭、太公、所天、乃公、乃翁、尊君”都是古代用词，都不应收。“萱、萱室、萱堂、萱亲、北堂、慈闱、慈颜、姆妈、令萱、太君、尊堂、太夫人”等古代用词，不宜收。
有些文化词语的意义在不同时代发生了变化，应该收录现代汉语甚至当代汉语中的义项。“小姐”，宋代称乐户、妓女等。后来称缙绅仕宦家青少年女子，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只在叙述旧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使用（樊小玲等2004）。“五四”以后用于对从事非体力劳动的未婚女子的尊称。解放后，“小姐”带上了阶级烙印。改革开放后用于对年轻女子的尊称；还特指色情业女性从业者，多用于娱乐业，经常用于背称。但“从事色情业的女性”特指义不影响“小姐”的正常语义范围，在大城市“对年轻女子的泛尊称”这一义位占绝对优势的。（樊小玲等2004）根据共时原则，汉语学习词典应该收录“小姐”的两个义项：1对年轻女子的泛尊称。2从事色情业的女性。在释义中应分别说明两个义项的语用情况。
3.2常用性
为了突出实用性，各家英语学习词典在收词量上有竞相增多的趋势，但与本族语词典相比，学习词典收词量仍相对较小，一般只收核心词汇和常用词汇。要保证汉语学习词典在有限的收词量中充分而恰当地收录文化词语，除坚持收词的共时原则外，还要坚持常用性原则。确定某个文化词语是否常用，有两种方法：实证性研究和演绎性研究。
判断某个文化词语或某个词的文化义项是否常用，首先应该看其使用频率。使用频率是词典立目时要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Landau 2005:112）随着计算机检索和统计手段在词典编纂中的应用，揭示词语使用频率的最有效工具是语料库。语料库能揭示出词的使用频率、多义词的义项频率等，让量化的语言事实来说话，对文化词语的选择变得更加客观。如果某个文化词在语料库中的出现频率很低，就完全有理由不收；相反，如果出现的频率很高，就一定要收。Landau（2005:326）认为每百万词或千万词的相对频率具有更大的价值。现代大型语料库规模一般都超过1亿词。可以为使用频率设定值，如果一个文化词在语料库中的出现频率低于这个值，就可以肯定它不太常用，不予收录；相反，就应该收录。
某个文化词语是否常用，也可以通过基本层次范畴理论来考察。认知语言学认为，由于人类有着某些共同的心理机制，人类语言对外部世界进行范畴化时存在着一个基本层次范畴，在认知上比其他范畴层次更凸显（salient），人们通常在这个层次上进行概念化活动和称呼事物。人类认识事物是从基本层次范畴向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扩展的。基本层次的上面是更抽象的概括层，下面是更具体的分类层。但一种语言的概念结构一般不超过六层。基本层次在认知上最基本、最重要，基本层次范畴词汇最短，交际使用中出现的频率最高，最先为孩子习得。（李福印2006:234）在一种语言中，基本层次范畴词的“社会通用性”最高。不同语言间的词汇往往在基本层次范畴上具有较多的对应性，而在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容易出现词汇空缺和不对应。尤其在下位范畴上不同语言间表现出更多的差异。例如汉语和英语中具体的苹果种类和名称不同，但在基本物质层面，两种语言中的概念和相应词汇是对应的，即“苹果”/apple。也就是说，基本层次以及更抽象的概括层，是处于认知特点，而不是文化特征。而基本层次之下更具体的分类层，则往往具有文化功能。据我们考察，在各层次范畴词汇中，基本层次范畴词更容易产生文化伴随意义。如颜色词，无论汉语还是英语，具有文化伴随意义的都是基本颜色词。动物词、植物词等带有文化伴随意义的也是基本层次范畴词。所以基本层次范畴词汇应全量收录，而上位层次范畴词汇和下位层次范畴词汇，应参照使用频率酌量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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